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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雅的中式服飾，盤扣系得一絲不茍。所到之處，水泄不通，閃光燈亮成一片。他瞇起眼睛，對此習以為常。

　　還是那個熟悉的莫言，距離摘得諾貝爾文學獎已經過去了四年多，他依然是當代中國最受矚目的作家。

　　日前，莫言帶著他的長篇小說系列最新版亮相北京，一向“莫言”的莫言，談起文學來，一改惜字如金的“話風”，完全不亞于所謂的“段子手”。

　　年屆63歲，從1981年發表處女作至今已有36年。一組數據似乎可以概括他的成就——迄今為止已出版《紅高粱家族》《酒國》《檀香刑》等長篇小說11部，《透明的胡蘿卜》《白狗秋千架》《變》等中短篇小說100余部，創作話劇、影視劇本7部，另外還有上百萬字的散文、隨筆、演講和文學對話作品，其作品被譯為英、法、德、意、日等四十余種語言。

　　莫言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后，讀者對其作品的需求量劇增。隨之而來的是莫言作品版本復雜、侵權盜版嚴重等問題。5年時間里，讀者中經常流傳著“莫言又出了某某新作品”的消息，而市場上印著“莫言著”的各種作品也時不時出現。對此，莫言的無奈大于憤怒。在日前的一個發布會上，當媒體記者再次追問這些問題時，他只能宣布，將其迄今為止曾經發表過的所有作品的出版權獨家授予浙江文藝出版社。

　　“我把發表的全部作品交給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一個重要原因是，我祖上曾是浙江人。”莫言略帶懷思地說：“據家譜記載，我的祖先曾在浙江龍泉生活過很長時間，當地至今仍有很多管姓族人。天下無二管，我應該算半個浙江人。”從小讀著魯迅、茅盾等浙江同鄉文學先輩作品長大的莫言，自認為是他們的直系傳人。從這個意義來講，他所有作品在浙江出版，也是在表達對浙江籍文學前輩的崇高敬意。

　　作為文學家，莫言一直十分嚴謹。而聊起文學時，他的眼中又散發出一位文人的真性情，讓人依稀感覺，他是一個邊關哨所上的士兵，始終堅守在文學的土地上，不敢有一絲一毫怠慢。

　　“盡管這幾年去過很多地方，參加了很多社會活動，作了很多演講，但我對文學的夢想依然強烈，一直在做著寫經典文學作品的準備。”據莫言介紹，他一直在搜集材料，并到一些地方做了調查和采訪。“我正在寫新小說，新作品會跟我發表過的所有作品有一種內在聯系，因為我自始至終沒有改變。但新作品肯定會有新內容，因為時代變了，我也跟著變了。”莫言撥弄起讀者的好奇心，卻又故作神秘。

　　此前，莫言的《紅高粱》《白蓮花》《幸福時光》等作品都被改編成了影視劇，他作品中的魔幻色彩、民間故事與當代社會現實碰撞出的神秘火花，打開了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大門，成就了張藝謀、鞏俐等世界知名導演和演員。與當今的IP市場相比，莫言的早期作品，可謂是“超前的IP”了。

　　對于這樣的說法，莫言打趣地說：“一個作家有兩個IP夠吃好多年，這對作家來講是一件好事，我的每部小說都能夠成為IP當然好了。”但他隨即嚴肅地指出，作為作家最根本的還是要把作品寫好，“至于什么IP不IP，不是重要的事情。”

　　開起玩笑來，莫言一點不比當今的網絡“段子手”差。而與后者不同的是，他言語間，總流露出深厚的文學素養，在展現文人情趣的同時，不忘樸實簡單的本心。

　　談起一些自媒體打著自己旗號發布文章的事情，莫言講了一則趣事。有一年和朋友吃飯，當時有人說要把莫言的詩歌獻給他，題目叫《你若懂我該有多好》。聽后，莫言道：“這要真是我寫的該有多好。”這句話引得在場的人哄堂大笑。沒等大家緩過神來，他繼續說道：“我希望這些朋友們趕快正名，把自己的‘孩子’認領回去。”

　　莫言是當代中國文壇想象力豐富、創造力旺盛、作品數量龐大，涉獵題材廣泛的作家。對戲曲的熱愛，造就了他小說里的場景以及人物刻畫都有極強的戲劇性。尤其是人物之間對話，他總處理得像戲劇的臺詞一樣。很多話劇導演表示，莫言小說中的一些場景和對話描寫，無須改編，可以在舞臺上直接演。所以，每每被人問起寫小說的秘訣，莫言總會建議，要多多學習不同的藝術，主動與音樂、舞蹈、美術、電影、電視等“嫁接”，因為這些都是刺激小說創新力和想象力的元素。同時，他也告誡年輕的寫作者，要善于學習別人，而不是抄襲別人，要從各種佳作中總結經驗，學會舉一反三。

　　那天在我們談話房間的一角，莫言的作品堆積如山，正等待著他一一簽名。門口的讀者不停地向屋內張望，眼中充滿期待。“從我內心來講，我不想成為公眾人物，我只能作為一種習慣來承受它。”莫言臉上流露出無奈和疲憊，“我非常企盼著，我現在比任何一個人都更企盼著中國第二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因為熱點、焦點一旦集中在他身上，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寫小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