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花 蕾

退休之后，丁福林教授終于在自己的家鄉置了一個舒服的家。視野開闊的書房里，除了書架，只有一張書桌。而排滿墻面的書櫥中間，有一長格，排放的是他歷年的著作：點校本“二十四史”之《宋書》《江淹年譜》《江文通集校注》《宋書校議》《南齊書校議》《鮑照年譜》《鮑照研究》《鮑照集校注》……

傳奇的求學之路

丁福林，1947年出生于丹徒寶堰，1965年高中畢業就下放農村勞動。上世紀70年代返城后，他在寶堰供銷社工作了一兩年，就趕上了恢復高考。當時丁福林已經成家，孩子尚幼小，他必須考慮上大學期間妻兒的生活保障，幾年不上班不掙錢，誰來養家？為這個問題一直思來想去的他，無意中看到《光明日報》上刊登的南京大學以同等學力招收研究生的啟事，公共課外語是俄語，正和他的情況符合，于是他靈機一動，直接報考研究生。當時離考試只有一個多月了，他白天上班，晚上復習。考試結果一出來，專業課的成績特別高，但是公共課分數太低，沒被錄取。第二年，他卷土重來，但是報名時發現南京大學當年不招外語學俄語的，而南京師范學院招收，就改報了南師。有了充裕時間復習的丁福林，1979年輕輕松松考上了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的研究生，師從著名的經史大家段熙仲先生。

丁福林能由高中畢業生輕松考上研究生的底氣是來自自幼愛讀書的習慣。家庭出身不好的他性格比較內向，從小就喜歡一個人待著讀書，而已經讀大學又酷愛文學的哥哥則源源不斷地為他提供書籍。中國文學新文學大系收錄的每一個作家的作品他都曾仔細研讀，散文、小說、詩歌都有涉獵，古籍經典更是自小就浸淫其中。而外國文學方面，莎士比亞、福樓拜、伏尼契、普希金、契訶夫等人的作品他也讀了個遍。中學畢業下放時，一閑下來，他的消遣還是讀書，人家玩，他讀書，人家睡覺，他還是讀書。他還記得那個時候，堅持每天把詩經抄一篇背熟。丁福林高中讀的理科，從來沒想過有朝一日自己要靠讀文學書籍去考研究生。他閱讀，只是借此讓自己從現實中抽離，閱讀是他精神上的世外桃源。但是這種完全沒有功利心的閱讀，為他打下了豐富的學識基礎。

進入大學后，丁福林本來自我感覺相當良好，但是一進入學習狀態，他就感覺到了壓力，覺得自己讀的書太少。段熙仲先生當時已是83歲高齡，但是精神矍鑠，思辨清晰，教學一絲不茍。段先生文史兼通，以治學嚴謹聞名，對學生要求極其嚴格，要求學生們做學問一定要兼通文史，凡寫文章必須以史實為根據。入學以后給幾個研究生布置的第一個任務就是通讀《史記》。這些對丁福林治學產生了重大影響，使他在每引用一個材料時都要查證原始資料，找到出處，養成了嚴謹的治學習慣。

嚴謹的治學之路

1982年，研究生畢業的丁福林頭也不回地離開了南京，回鎮江和妻女團聚。1982年年底，丁福林的處女作《虞炎〈鮑集序〉的一處傳寫錯誤》發表在《文史》上，這篇文章是他在研究生尚未畢業時投的稿，剛剛踏上工作崗位就刊發了。《文史》雜志的分量不言而喻，當時業內有“能在《文史》雜志上發稿的最起碼是副教授以上的學者”的說法，丁福林一鼓作氣，在《文史》雜志上一口氣發了八九篇稿件，不擅交際、性格極度內向的他憑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專業內打響了名氣。

丁福林研究的方向是魏晉六朝文學，在有關論文寫作時，會較多涉及《宋書》《南史》等史書的內容。特別是在考證時，往往會發現各史書有關記載有些微小的差異，這些差異往往又會造成結論的不同。段熙仲先生當年嚴格的要求，讓他養成了追根刨底的習慣，喜歡窮究各史書內容差異的原因，誰對誰錯，總想搞清楚，以便找到正確答案。這個過程的領悟，被他逐條記下來，積累多了以后，就寫成文章發表出來。丁福林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有一次投稿給東北某著名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結果稿子不但未被采用，反而受了一通奚落。編輯回信大致說，稿子的內容很好，但應該都是古人已經說過的，并含蓄地說以你們這種不入流高校的教師是寫不出這種高質量的文章的。看了編輯的來信，丁福林并沒有感到被瞧不起的失落，反而覺得很高興，因為他知道這位編輯只是臆想出來他竊取了古人的研究成果，但對文章的質量卻是肯定的。陸陸續續，丁福林出版了《江淹年譜》《江文通集校注》《宋書校議》《南齊書校議》《鮑照年譜》《鮑照研究》《鮑照集校注》等著作，其中《江淹年譜》入選《中國文學年鑒》，《鮑照集校注》被收入江蘇文庫，《江文通集校注》獲當年出版界古籍類作品一等獎。

2005年，國家重點文化工程——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啟動，丁福林主持修訂了《宋書》，他認為，沈約《宋書》記述南朝劉宋一代史事，涉獵廣博，史料豐富，體例完備，后世對此書的總體評價很高。但是，不少學者也對其中的不足之處提出了批評。對《宋書》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宋書》的繁冗，但在丁福林看來，這使得大量原始文獻藉此得以存留，反映出晉末宋初的歷史狀況和劉宋初創基業的過程，是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其二是以《宋書》多有曲筆，為執政者回護掩飾，這也是很多史書都有的現象。這些當然都是《宋書》的不足之處，但它仍是一部有重大價值的史書，是我們研究劉宋一代歷史的主要依據。早年丁福林撰寫《宋書校議》時，由于條件有限，并沒有運用多個版本的對校，而且受到知識面等各個方面的局限，所以《宋書校議》中還存在有較多的不足和錯誤之處。利用《宋書》的修訂，他能夠改正《宋書校議》中的一些錯誤，在他看來，這著實是一件幸事。

修史也是愛家鄉

鎮江有3000多年文字記載的悠久歷史，更是吳文化的重要發祥地，歷史文化資源十分豐富。《鎮江通史》是我市第一部通史類著作，編撰工作于2019年底啟動，計劃2023年年底完稿，2024年審稿修改，2025年完成編輯出版。《鎮江通史》為多卷本大型學術專著，從先秦至新中國成立，以現有鎮江行政區域為主，共分7卷，分別是《先秦秦漢卷》《三國兩晉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代卷》《元明卷》《清代卷》《民國卷》，每卷約30萬字。編撰工作啟動以來，各卷主編按照編撰計劃認真收集研究史料，開展調研，目前全書寫作大綱已經省內外文史專家審定，各分卷的樣章樣節專家審定已經完成。

對丁福林來說，掛帥為自己的桑梓之地編撰這么一部歷史巨著，當然是別有一番心情。除了擔任總主編，丁福林還兼任《三國兩晉南北朝卷》的分卷主編，他認為之前的地方志，編寫不是很嚴謹，主觀性也比較強。作為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的地方，需要一部嚴謹真實的史書。在編撰的過程， 要查閱大量史料，這要求編者的閱讀面一定要廣，必須找到關鍵點，一個個扒細節，所有引用要交代清楚出處。對于鎮江的歷史，以往的地方研究，一方面比較零散，另一方面說法也不統一，這次要形成比較統一的說法。

在編撰的過程中，丁福林發現，鎮江以往的史學研究，對孫策的研究不夠，孫策的形象，因為《三國演義》不是很光彩，而《三國志》陳壽對他的評價也不高。其實他是鎮江城的奠基人，他的父親孫堅去世時，孫策只有17歲，但是他其實智勇雙全，從袁術那討回了父親的部下，又再三請教奇人張纮，確定了政權發展方向，很有戰略眼光地選擇在京口一片荒地上建起了鎮江城。他臨死時，也未堅持所謂的正統，而是把政權留給了自己的弟弟孫權而非自己年幼的兒子，說明這個人非常有雄才大略，而且格局非常大。另外一點，對于齊梁故里，目前爭議也比較多，丁福林透露在編撰《鎮江通史》的過程也有新的研究發現。

丁福林很享受現在的退休生活，他推掉了大多數的社會活動，享受閑暇也享受可以東走西看的生活，但是編撰《鎮江通史》目前在他的生活中有著很重的分量：在晚年，為自己的桑梓之地編一部史書，別有一番特殊意義。

（攝影 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