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來順 雷曉明

馬相伯（1840-1939年）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復旦大學創始人，他的傳奇人生，感人至深。

馬相伯，祖籍鎮江。原名馬志德，字相伯。五歲時在家鄉入私塾讀書，12歲獨自一人徒步11天，行程200多公里來到上海。至此踏上求學之路。馬相伯先入上海法國耶穌教會圣依納爵公學，相繼升入教會學校的小修院、大修院攻讀法文、希臘文、拉丁文及哲學、神學和數理乃至天文學等學科。他學習勤奮，聰慧過人，在那個年代，是一位熟練運用7國語言的大學者。知識淵博的馬相伯，受當朝器重，曾任李鴻章高級幕僚，參與了洋務運動，先后去過日本、朝鮮、美國、法國、意大利等國。縱觀各國發展，尤其是比較了日本的維新和高麗（朝鮮）的守舊現狀，結合中國的實際，他深受啟迪，認識到國家富強之術，當在于重視文化、科學和興辦實業，深感“自強之術，當以育人為本，求才之道以作興辦學堂為先。”1889年，他毅然辭官回滬，下定決心立志開辦學堂，走興學之路。

以強學強教興國，是馬相伯的一生追求。1903年，為得到教會對辦學的支持，馬相伯毅然拿出位于松江、青浦的良田3000畝，捐給上海天主教江南司教，并立下字據，愿將名下分得遺產，悉數獻于江南司教，為日后所開中西大學堂收管，專為資助英俊子弟資斧所不及。并表示自獻后，永無反悔。其后，馬相伯租下了徐家匯老天文臺余屋，為學院所用，創辦了“震旦”學院，親任院長。“震旦”，意念東方日出，前途無量之意。開學之日，梁啟超著文祝賀，國內諸多有志才俊，仁人賢士慕名而來，首批學員之中有于右任、邵力子、張鼎丞及李青崖、徐朗西等。1904年耶穌教會欲變震旦學院為教會學校，并擔心馬相伯從中作梗，以讓馬相伯養病為由，委任法國神父南從周為總教習，企圖改變原辦學方針，擬另立教會學規。

一石激起千層浪。教會此舉遭到在校學生的強烈抵制，憤怒之下，學生們摘下校牌，全體罷課，并簽名退學。馬相伯聞訊后，老淚縱橫，義憤填膺，旗幟鮮明地站在學生立場，抵制教會的決定，這場風波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其后，馬相伯決定與教會分道揚鑣，脫離教會。在社會各界支持下，決定另辟蹊徑，籌建復旦公學。其時，馬相伯舊交周馥時任兩江總督，為支持馬相伯愛國辦學義舉，騰出吳淞提督行轅供其籌辦復旦公學所用，專撥大洋一萬元。百年復旦，終于長江盡頭，東海之濱奠定了第一塊民族文化的基石。1905年3月，復旦公學正式揭牌，馬相伯親任校長兼法文教授。在對學生演講中，馬相伯提出了“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的辦學宗旨。不久，又相繼協助創辦了輔仁大學、培根女中等大中學堂。

辛亥革命期間，馬相伯已70高齡，因其德高望重，孫中山特聘他為南京第一任市長，不久轉任江蘇都督府代理都督等職，后又調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馬相伯看透中國的慘痛現實，心力交瘁，遂于1917年南歸上海隱居于徐家匯土家灣，閉門著書立傳，他老驥伏櫪，不忘國殤，仍志在千里。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國難當頭，民族臨危。時年91歲高齡的馬相伯，奮不顧身，為救亡救國呼號奔走，并親筆撰寫檄文，主張立息內爭，共御外侮。還在家人攜扶下，冒著凜冽寒風，走上街頭，親自揮毫榜書，現場義拍義賣，并將義賣所籌十萬元捐款贈與抗日義勇軍。他竭盡全力，先后組織了江蘇國維會、中國國難救濟會等。在擔任全國救國會執委期間，在家中主持召開多次會議，會上特書“恥莫大于亡國”大幅聯語，用以警示后人。為敦促當局，喚起民眾，馬相伯于1932年11月起，連續四個月發表12次國難廣播演說，在舉國上下抗日救亡活動中，馬相伯成為一位令人敬重的愛國老人。

上海淪陷后，時居南京的馬相伯在馮玉祥、李宗仁的說服下，移居桂林風洞山，次年，又應于右任之邀入滇、入蜀，輾轉途中，經越南涼山，終因年老體邁而抱病客居涼山。

時至1939年，馬相伯百歲誕辰，4月6日全國各地社會團體，海內外友人，紛紛遙祝百歲慶典，國民政府特發了最高級別的褒獎令，中共中央特發專電，賀他為“國家之光、人類之瑞”。馬老感懷前方抗日將士浴血奮戰殊死衛國的情懷將國內外友人所贈所有壽儀禮金，悉數轉贈抗日戰場，為救治傷員所用。

是年10月20日，臥于病榻的馬相伯，喜悉抗日戰場取得湘北大捷，興奮異常，夜不能寢，致病情加重，11月4日不幸溘然長逝，噩耗傳來，舉國哀悼。

馬相伯一生與中國百年之辱相同步，生逢亂世，死于國難，將滿腹報國之心、愛國之情化為奮斗的一生，他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民族的棟梁。他為救國救民，振興中華，傾其所有，奉獻畢生。我們緬懷馬相伯，是一種感恩，是一種自勵，更是中華民族愛國精神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