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容出土的南朝鑄廢錢芯

丹陽出土三國吳赤烏紀年銅鏡

馬彥如 張劍

“京口酒可飲，兵可用”，這是東晉時期戰功累累、威名赫赫的大司馬桓溫對京口這座江南名城，既為商業都會，又是軍事重鎮的最好概括和高度贊譽。

農業的發展，交通的便利，人口的劇增，促進了江南地區手工業和商業的蓬勃發展。京口作為六朝首都建業的屏藩，軍事地位顯赫，再加上江河交匯之利，使其逐漸成為一個商貿和運輸興旺的城市。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吳越就有著聞名全國的冶金業。六朝時鎮江地區的句容茅山、溧水蘆塘山、溧陽鐵峴山等地的銅、錫、鐵礦冶十分發達，近年出土的考古資料可為明證。如鎮江出土的東吳赤烏紀年銅鏡、甘露元年造像銅鏡和丹徒辛豐出土的嘉禾六年銅弩機及嵌金銀絲弩機等珍貴文物，均鑄工精良，充分展示了東吳時期冶金技術的高超。

三國兩晉時期的制鏡技術對當時的日本曾產生過巨大的影響。日本曾出土多枚銅鏡，均刻有“陳是作鏡”字樣。其中有一枚出自日本島根縣神原神社古墳，為魏景初三年(239年)制造的銘文銅鏡。鏡鑄有銘文一圈，內容為：“景初三年，陳是作鏡，自有經述，本是京師……”銘文中的“陳是”即陳氏，在東吳各式鏡中“以是為氏”的銘文較為多見。據專家考證，“陳氏應是制作銅鏡的一個家族”。那么，“京”究竟是哪里呢？陳壽《三國志》中所引孫吳的詔令和奏疏等文書里，吳只稱武昌和建業為都，而不稱京師，此時稱京的一般專指古城鎮江。“京師”，則意為京城的匠師。

魏晉時期，我國的煉鋼技術已相當成熟，不僅有“百煉鋼”的記載，在由茅山隱士、號稱“山中宰相”的陶弘景的書中亦記載了“灌鋼”技術的使用，這對改善兵器、農具和手工工具的質量，都有著重大的意義。陶弘景在其撰寫的研究刀劍冶煉的心得之書《古今刀劍錄》中，記錄了遠自夏禹近到梁武帝各個朝代所制寶刀、寶劍的數目，并對每一把刀劍的名稱、尺寸、鑄造過程以及銘文等，都做了詳細的敘述。該書記述了我國早期煉鋼技術上的一個突出成就——灌鋼冶煉法，是研究我國古代銅鐵冶煉鍛造技術的寶貴文獻。

陶弘景與梁武帝關系密切，據記載，約大通年初（528年），陶弘景精心冶制寶刀兩枚，名威勝、善勝，送與梁武帝。此二刀深得梁武帝珍愛，后賜予梁簡文帝蕭綱，作為傳位信物。

1975年10月，鎮江博物館在句容葛村古赤山湖湖岸區域，考古調查曾發現三國孫吳鑄幣遺址，出土“大泉五百”和“大泉當千”鑄廢銅錢及鑄廢錢芯等遺物。經專家研究，這批鑄錢是以泥制范母，并用花樹形多層澆鑄法鑄成，每層銅錢四枚，約有20余層，每一范可鑄錢百余枚。迄今為止，這是句容發現年代最早的鑄銅遺址。另外，在丹徒高資渡口還出土過東晉時期的窖藏，內有銅錢數百斤，專家推測應為收取的渡江費用遺存。

京口地區鑄造銅器與境內得天獨厚的銅礦資源息息相關，1985年，在位于湯山與句容交界的九華山銅礦，工人們在地層深處發現了一個古人采礦的坑道。隨后，國內有關考古專家前往九華山銅礦進行考察，并將之定名為“伏牛山古銅礦采礦場”。專家們同時又對句容寶華山北古銅山采礦遺址進行勘探與考證，在古人開掘的一處巷道口，發現了巨大的冶銅棄置廢渣。這個古礦場的采空區長約20米，寬約15米，高約10米。也就是說，古代的采礦工從此共采掘出約3000立方米的銅礦石。顯然，此地曾經有過一個規模甚大的古代銅器冶煉場。經專家們反復考證，這個古銅礦的開采年代，當屬春秋至隋唐時期。這些考古資料的紛紛出土，反映了六朝京口地區的商業繁榮，各類手工業如銅鐵冶鑄、造船、磚瓦、金銀、玉器制作等興盛發達，是高商巨賈云集之地。

官商合流是當時商業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居住京口的王室貴族和富商巨賈利用優越的交通便利條件，大搞商貨轉運活動，聚斂財富，史稱“京口重鎮，職吏數千人，前后居者皆致巨富”。如劉宋時京口出名的大族刁家，“有田萬頃，奴婢數十人”，因為有錢有勢，魚肉鄉里，被稱為“京口之蠹”，連劉宋開國皇帝劉裕在京口作賣鞋商販時，也欠過刁家的債。

東晉時期，京口作為南遷僑民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四方匯聚的僑民也帶來了不同的釀酒方法。《輿地紀勝》卷七引 《輿地志》云“京口出酒，號曰京清”，“京口酒”成了名酒的代名詞。

鎮江歷史上著名的萬歲樓、芙蓉樓都興建于六朝時期。“青苔寺里無鳥跡，綠水橋邊多酒樓”，杜牧的這兩句詩無疑是對京口當時繁華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