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口耆舊傳》

劉宰像

賢橋舊影 圖：楊再年 提供

文/楊再年

2019年5月9日，臺灣長庚大學教授黃寬重先生來鎮江訪問。黃先生長期致力于歷史學及人文學之跨領域研究，尤專研究宋史，特偏重于南宋史，近年亦大力推動唐宋史學界跨朝代國際研究合作。先后發表百余篇論文，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南宋史研究論文,著有《南宋史研究集》等。

南宋劉宰研究是目前海峽兩岸學者共同關注的研究課題。那次黃教授專程訪問鎮江，就是為南宋劉宰研究尋找補充史料，尋找與劉宰相關的遺址、傳說。應接待方潤州區政府臺辦的邀請，鎮江市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的多名學者，在黃山南路粵海酒店會議室，參加了與黃教授的專題研討。

名垂青史屬先賢

劉宰(1166-1239)，鎮江府金壇人。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舉進士，授建康府江寧縣尉，歷真州司法，遷泰興知縣。

江寧尉任上，面對地方鬼神之風盛行，一派烏煙瘴氣，他嚴令整治，搗毀不在祀典范圍濫建的淫祠84所。為了澄清民智，他還親自撰文公告，批駁迷信，揭露巫術的欺騙行徑，申明凡能改邪為正、崇德辨惑者則過往不咎。責令保伍相互糾察，有繼續為巫或事鬼神者，一律嚴懲。那些從事巫術的人常常改行當了農民，很快江寧地界巫風匿跡，風氣為之一新，可見劉宰具有過人的治理才干。

劉宰不畏權貴，有膽有識。他堅決反對將程朱道學作為“偽學”加以打擊，不屈服于外戚韓侂冑制造的慶元黨禁。慶元黨禁是南宋政治和學術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程朱道學是這次事件的主要打擊對象。朝廷下旨，凡州均有以出身委用人的權力，聲稱不屬于偽學，不讀周敦頤、程顥等人所著之書的人才得考試。劉宰見旨嘆著氣說“平生所學是什么？頭可斷，這種事實不能上報”，他始終沒有上報那些不符合詔旨的人。

無獨有偶，一貫主張抗金北伐的劉宰，對權相韓侂冑為鞏固自己地位，企圖通過草草北伐博取“蓋世功名”深表憂慮，竭力陳說在準備尚不周全的情況下，輕率北伐無疑是“輕挑兵端，為國深害”。不出所料，開禧年間發起的這次北伐終致失敗，以獻出韓侂冑首級、歲幣三十萬，另付三百萬兩戰爭賠款才達成和約，得以維持原來的宋金邊界。開禧北伐失敗后，默觀其變的劉宰倍感仕途無望厭倦官場，于是在入浙東幕倉司干官任上不久便辭職退隱故里，由此結束了自己的官宦生涯。

劉宰歸隱鄉里不是意志消沉，虛度時日，而是樂意慈善，以修德為要務。“某無田可耕，某無廬可居，某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汲經理，如已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捐資先倡而程其事。”“利于鄉人者，無不為也。”

劉宰隱居長達三十年，其間設置義倉、創立義役,功績甚多，尤以三次施粥濟饑最為著名。那是在嘉定二年(1209)，金壇境內旱災，引發饑荒，饑者啼于道。劉宰創辦私人粥局，救濟災民。此后，在嘉定十七年(1224)和紹定元年(1228)又兩次設立粥局，施粥給挨餓的災民吃，從冬天到夏天，最多時，每天有一萬多人吃他給的粥，得以度命。劉宰私人辦粥局賑饑，這在中國慈善史上是一大創舉，其救濟災民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堪稱中國民政史上首創。

劉宰有《漫塘文集》三十六卷傳于世。《欽定四庫全書》集部四·別集類三·漫塘文集提要云：“宰秉性恬淡，平生無他嗜好，于書靡所不讀”，“所為文章，淳古質直，不事藻飾而自然明達。”

嘉熙三年(1239)，劉宰去世，鄉人為之罷市臨喪，“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朝廷嘉其節，賜謚“文清”。南宋名臣、學者袁甫作墓志銘贊譽劉宰“德慮周密，才干精強，坐之廟堂，可以躋世三代。”《宋史》卷四百一·列傳一百六十有《劉宰傳》，士人視劉宰為名賢，奉祀于縣學先賢祠。

修撰《京口耆舊傳》

劉宰先祖守節，在五代末宋初，由滄州景城徙居潤州丹陽，卒葬縣郭草堰之東。高祖劉瞻曾仕將作監簿，娶丹徒刁約堂弟刁縞之女。曾祖劉蘋為太學內舍生，娶丹陽邵亢侄女。自曾祖及以上俱葬丹陽。祖父劉杞一支自丹陽始徙金壇。劉宰的父親蒙慶與伯父嗣慶名氣相當，手足情深，皆以文行在鄉執教。兄弟倆在辭世前約定，兄劉嗣慶歸葬丹陽，與祖父母墓相鄰；弟劉蒙慶死葬金壇父母墓旁。劉宰先祖不論是先徙丹陽,還是又徙金壇,都在鎮江府地域。劉宰及伯父劉嗣慶、父親劉蒙慶的經歷事跡，元《至順鎮江志》、明《隆慶丹陽縣志》、清《乾隆丹陽縣志》都有記錄，以劉宰的內容更為詳細。

劉宰與鎮江的關聯，得從修撰《京口耆舊傳》說起。南宋寧宗嘉定年間，鎮江府學教授盧憲奉知府史彌堅之命，準備重修鎮江府志。盧憲是臺州天臺人，對鎮江先賢知之不多，他便請博學多識、熟悉前賢的劉宰為修鎮江府志備辦供給人物資料。劉宰“以奉命為寵，黽勉期年，幸已就緒，名曰《京口耆舊傳》”。劉宰受命只是為修鎮江府志提供人物資料，所以他專為鎮江府下轄丹陽、丹徒、金壇三縣搜訪已歿名賢事跡，各為立傳，匯集成書，但他并不把它作為專業書籍，也沒有將它單獨發行的意思，在為書起名《京口耆舊傳》后，就沒有寫上自己的名字。

《京口耆舊傳》，被視為專著而加以傳抄和刊印，今本系清修《四庫全書》時，從明《永樂大典》中輯出，館臣將其析為9卷。數百年間，《京口耆舊傳》一直不撰著人名氏。時至近代，是鎮江籍史學家、教育改革家和國家圖書館事業創建者陳慶年認為《京口耆舊傳》與鎮江人文關系極大，經過對宋劉宰《漫堂集》卷八《劄子·回知鎮江史侍郞彌堅(二)》等相關史料詳加考查，認定《京口耆舊傳》為劉宰所撰，成書于嘉定八年。這一結論后也被學界認同。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京口耆舊傳》提要云,“其體例全仿正史，與小說、雜記不備端末者有殊，諸傳事跡，于史文時有異同，亦足以備考證。”《京口耆舊傳》是鎮江乃至中國古籍文獻庫的寶貴資料，為鎮江的文脈傳承做出了巨大貢獻。

造福鄉里功績多

劉宰還撰寫過一篇《韋昭本傳》，記載著韋昭的生平事跡，述說韋昭得罪吳末帝孫皓，下獄遭誅事件的始末，淋漓盡致地介紹韋昭的才華和高尚品格，表達了對韋昭的崇敬之情。

據傳劉宰寫下的這篇傳記關聯著一樁訟案。說的是丹陽延陵的九女墩，是韋昭的歸葬之地，后裔子孫也先后埋葬于此，這里是延陵韋氏的祖塋之地。嘉定年間，延陵有一王姓豪強欲夷平韋氏祖塋，霸占九女墩這片土地，由此引發訴訟，告之縣衙。劉宰聞訊非常氣憤，向縣令表示自己愿意出面處理此事。于是寫就《韋昭本傳》，由縣衙委派差役去延陵張貼于韋昭裔孫韋晰家大門旁墻壁上，一時轟動延陵，豪門王氏見而生畏，只得打消圈地平墳的企圖。嘉定己卯(1219)夏日，韋氏后裔將這《韋昭本傳》刻成石碑，豎立于延陵韋昭祠前，世稱“昭公碑”。歲月滄桑，明萬歷年后，這通珍貴的昭公碑不知去向。所幸整篇碑記早已被韋氏族人抄錄收存，后以“宋劉漫塘題刻延陵祠記”為目，題為“劉漫塘撰吳侍中高陵亭侯韋昭公傳”輯入《延陵韋氏家乘》刊印。

劉宰善文，還先后撰寫《陳修撰祠堂記》、《重修嘉賢廟十字碑亭記》、《丁橋太霄觀記》，這三篇記文后入編《漫塘文集》，又見載于清《乾隆丹陽縣志》得以傳世，豐富了鎮江丹陽的文史資料，是不可多得的文化遺產。

建橋利民是劉宰的又一功績。元《至順鎮江志》記載,丹陽縣南三十五里的珥陵橋，縣南四十五里的黃埝橋和左墓港上的左港橋，三橋皆是漫塘劉文清公所建。《至順鎮江志》還根據宋代名臣王遂所記，記載宋嘉熙丁酉(1237)，劉宰率眾在丹陽縣東漕渠上重建云陽橋。百姓感念劉宰的賢德，將舊名“清化”的云陽橋，改稱“賢橋”。隨著社會的進步，城市的發展，賢橋橫跨的“運艘連帆趁夜潮”的漕渠已成為丹陽主城區寬闊的城河路，橋雖不存，但賢橋這一地名沿用至今, 賢橋一帶仍然是丹陽的繁華鬧市。

劉宰，出身寒門，又不是高官顯貴，卻能有傳垂名青史，這是他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下，努力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所致。他為官清廉，勤政為民，隱退濟世，造福鄉里，他是能臣干吏，方正剛直，是慈善家，仁厚慈悲，他能工善詩，著作傳世。他的業績豐富了一地的文化內涵，他是從古城鎮江走出的歷史文化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