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晨鵬

華東人民革命大學（簡稱華東革大）是新中國成立前夕成立的一所革命干部學校，當時被譽為“華東最高學府”。從1949年5月上旬成立，到1952年12月撤銷，雖然前后只有短短的三年半時間，但卻為新中國培養了5期近16000名干部（不包括南京、浙江分校），為新中國西南地方政權的穩定、東北工業建設、江浙皖農村土改、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新疆的墾拓事業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關于華東人民革命大學的誕生時間，共識度比較高，經歷者和研究者都認同是1949年的5月上旬。具體究竟是上旬中的哪一天，由于眾說紛紜，難成定論，重大紀念活動中都以5月10日為慣例。2009年，上海有關方面紀念華東革大建校60周年時，即于5月10日舉行了活動。至于華東革大的誕生地，原來大家公認的是“丹陽附近的新豐”，也就是今天丹徒的辛豐鎮，但由于2021年5月18日，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文教分會專程在丹陽的上海戰役總前委舊址紀念館舉行了一個華東人民革命大學籌建處舊址揭牌儀式，反而讓人們對華東革大的誕生地產生了不必要的疑惑。

誕生地辛豐和創辦時間是5月上旬

華東革大在上海第一期招生之前，經歷了兩個重要的歷史階段：創設階段和整訓階段。根據舒同作序的《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校史》記載，解放軍橫渡長江后，1949年的4月，“解放軍總前委會及中共中央華東局駐在江蘇丹陽……華東局黨校部分同志和山東南下干部縱隊（原渤海區黨、政、軍機關干部）已趕到鎮江附近駐扎待命。5月上旬，華東局在丹陽附近新豐鎮研究決定籌建華東人民革命大學，以華東局常委、宣傳部部長、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為校長，以原渤海區黨委副書記劉格平為副校長。”5月28日上海完全解放后，“考慮到干部入城以前必須在思想上作好充分的準備。于是，6月初將全部人員集中在蘇州陸睦鎮進行整訓。”“陸睦”，亦叫陸墓，即今天的陸慕。

這段校史敘述得非常清楚，從籌辦創設成立，到去蘇州集中整訓，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本部的1280名干部，在鎮江新豐一帶整整駐扎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其中原華東局黨校干部82人，占全校干部總數的6.3%；山東渤海區南下干部1019人，占80.3%；濟南華東大學畢業南下的學員（畢業后轉為干部）169人，占13.3%；還有上海地下黨調來的干部5人。”

根據邢恩和的《華東南下干部縱隊渤海第三支隊第三大隊南下紀實》一文記載，“3月29日，三大隊隨渤海三支隊領導機關及其他大隊離沙溝南下……5月1日下午，奉命在六圩登船渡江，當夜急行軍40余里到達丹陽附近的新豐鎮。在這里渤海三支隊進行了第三次學習整訓。1949年5月上旬，在新豐鎮，第三支隊機關、第三大隊機關及博興、鄒平、臨淄、桓臺、壽光等6個中隊，奉華東局指示參加籌建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培養革命干部。”據此，我們可以確認，1949年5月上旬，在新豐鎮籌建和創設華東革大，是沒有任何疑義的。

還有一個資料可以旁證的。根據呂淼欽整理的《山東南下干部進嵊州始末》一文記載，渤海三支隊四大隊渡江后，“華東局決定渤海三支隊一部分到上海市參加接管工作，大部分進軍浙江。5月3日，杭州解放，當晚華東局緊急指示南下干部即刻赴杭。5月4日，三支隊的一、二大隊隨同一支隊(魯中南下干部組成)開赴浙江。從丹陽乘車于第二天凌晨到達無錫南門車站附近隱蔽防空，下午繼續乘車到滸墅關。”從5月3日后三支隊其他大隊的去向來看，至遲在5月3日，三支隊機關及三大隊留在鎮江作為華東革大的班底之一，華東局就已經明確了。

李文正從1950年3月至1952年1月在華東革大擔任分管教學工作的第二副校長，后又擔任復旦大學副校長和中央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司長。他在《革大對革命和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一文中寫道：“革大自1949年5月成立，至1952年底結束，共辦了五期，培養了15300名革命干部。”因此，1949年的5月，也是公認的華東革大正式成立的日期。

至于華東革大誕生的地點，根據相關史料可以確定，是在丹徒的新豐鎮，而不是在丹陽的新豐村。由于華東革大轉赴蘇州集中整訓時，是從新豐火車站和丹陽火車站統一乘車出發的，而這兩個火車站確實都位于丹陽境內，但不能因此就斷定華東革大的籌創地就是在丹陽。

那么，新豐鎮和如今丹徒的辛豐，又是什么關系呢？考察歷史背景，華東革大的誕生地之所以在辛豐，跟地方政權所在地有著密切的關系：當時丹徒縣人民政府的駐在地正是新豐鎮。1949年4月16日，丹徒縣人民政府在蘇北揚州組建，當天，丹徒縣人民政府公安局同時設立。4月23日，丹徒縣政府機關即隨大軍渡江南下，前往新豐。4月25日，丹徒縣政府駐新豐鎮正式對外辦公。一個月后，丹徒縣政府才從新豐鎮遷往鎮江城內。

丹徒縣人民政府駐扎新豐鎮的同時，辛豐區和辛豐鎮人民政府同時成立。在此之后，“辛豐”正式取代了“新豐”。這也是很多渤海第三支隊的成員在回憶時，仍然沿用舊名“新豐”的緣故——此前的地圖上，均標示為“新豐”。新豐鎮雖然易名辛豐鎮，但丹陽境內的新豐站卻仍然沿用了原名。

張官莊、許崗村和金涵口

根據現有的資料考證，除了新豐鎮以外，駐扎有華東革大本部干部和校下屬機構的地方，至少還有張官莊和許崗村。

華東革大創設時，是以華東南下干部縱隊渤海三支隊為基礎的，山東渤海區南下干部占了初期人員的80%以上，主要隊伍為三支隊機關、三大隊機關和三大隊所轄的博興、壽光、桓臺、臨淄、鄒平等六個中隊。三支隊政委劉格平，時為唯一的副校長，承擔著事實上的日常事務工作。劉格平曾回憶說：“我們到了華東局組織部，組織部部長張鼎丞同志當面告訴我說：華東局決定，成立華東人民革命大學，任命舒同為校長，你為副校長，但學校工作主要是你負責，舒同他時間比較少，有事情你可找他商議。”因此，我們只要把當時的相關隊伍的分布情況弄清楚，也就可以確定華東革大誕生時的校園分布范圍了。

趙玉聲口述、趙春頌整理的《趙玉聲：我的南下經歷》一文記載，“4月30日下午，我們接到上級關于渡江注意事項的命令……過江后宿營地是新豐鎮”“5月1日早晨4時，我們在大霧蒙蒙中向長江渡口進發……下午4時，我們從六圩渡口登上機動船牽引的大木船……行駛一個多小時，渡過了十多里寬的長江，到達了鎮江碼頭。登岸時，鎮江已是燈火通明……晚上8時，整個大隊全部過江。為了防止敵機來回掃射，隊伍快速離開鎮江，連夜行軍直奔新豐鎮，一路上都是起伏連綿的山嶺。那天夜里沒有月亮，全憑借天上的點點星光行軍。初次過江，向導對地形不熟，領錯了路……黎明時分，才找到了我們的宿營地——張官莊。僅僅40多里路，卻折騰了整整一夜，同志們疲憊不堪。5月2日清晨，我們住進張官莊，待了7天。5月9日，又到了丹陽城東北五華里的許崗村。解放軍總前委會及中共中央華東局也駐在丹陽。我們在許崗村住了16天，休整待命。”趙玉聲曾在華東革大三部擔任組織干事，時為渤海三支隊第三大隊第五中隊（博興中隊）班長。

呂淼欽整理的《山東南下干部進嵊州始末》一文中記載，三支隊四大隊于“5月1日下午3時，在江面最窄處的六圩登船渡江，每條木船約乘20人，每4條船為一組由小汽輪拖帶，40分鐘后安全到達對岸，當夜急行軍40余里到達丹陽附近的新豐鎮，大隊宿營附近的金江口。”查新豐鎮附近只有金涵口，并沒有“金江口”，因此，《山》文中的四大隊宿營地當為金涵口。

原渤海三支隊第八大隊參謀主任郭景濤，后來任華東革大三部秘書科科長，其在《回憶渤海三支隊干部南下情況》一文中說：“5月1日傍晚，鎮江軍管會派來大小輪船多艘，接我們先后從瓜洲口子過江。過江當夜開到蘇南的丹徒、丹陽兩縣之間住下。”我們因此可以斷定，三支隊八大隊的駐地當為新豐鎮和云陽鎮之間。

《高青縣干部隨軍南下紀實》一文中，我們還可以發現，5月9日，高青中隊奉華東局通知編入三野后勤司令部，第二天上午，高青中隊便“到達離鎮江12里的大徐莊宿營”。幾天之后，高青中隊又接到命令調歸華東局財辦，于14日下午出發，夜11時到丹陽縣西街宿營。也就是說，三支隊機關和三大隊機關的分布，當在以新豐鎮為中心，以金涵口、張官莊、許崗村、大徐莊為四至的范圍內。

在以新豐為核心的丹徒、丹陽期間，渤海三支隊進行了第二次學習整訓。學習的主要文件有《城市接管工作學習提綱》《入城紀律十二條》《城市生活常識》等，傳達了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向準備接管上海市的負責干部所作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