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沈固像

沈固題字季河橋

沈家橋文保碑

沈家橋 圖：王鐵牛 提供

文/王鐵牛

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丹陽城里沈家橋旁的沈氏家，生養了一個男孩，起名沈固。70多年后，沈固被宋英宗拜為戶部尚書，位居七卿之列，賜葬丹陽城北運河邊的石羊村。

年少便有經世才

沈固的先祖，為仕南唐的吏部侍郎沈彬。沈固少年時，聰明絕倫，讀書識字過目不忘，六七歲時就能即席吟詩作對，被大家譽為神童。洪武二十七年（1394），沈固剛九歲，應童子試為丹陽第一名，還收到了官府發的獎金。《丹陽縣志》記載為“應詔試第一，賜鈔還”。永樂乙酉年（1405），沈固已長成了一個濃眉大眼小伙子，沈氏宗長宣讀祝辭，賜給他一個與俊士德行相當的字號“仲威”。

沈固被鄉紳推薦，經過朝廷考試，得到皇帝的任命，到山東省臨沂縣做“州同知”，無定員，從六品，與地方衙門文官分掌督糧、捕盜、海防、水利諸事。永樂三年起，為了開展對外交流，擴大明朝的影響，朱棣派鄭和率領船隊出使西洋，使白銀在明朝成了通行的貨幣，大宗貿易和零星交易都用銀錢計價。沈固管轄的山東臨沂縣西邊“寶山社”地界內，有個廢棄的銀礦，由于實行礦藏國家專營，已停止開采多年。臨沂縣地方鄉商找到沈固，要求承包開采銀礦，并給官府高額的承包金。

沈固從國家利益出發，保證銀礦的官營化，并向皇帝疏言：“故坑及泉通海，不可鑿。鑿新坑，則民勞費重，且有無不可知，勿開便。”明成祖朱棣聽從了沈固的上疏，認為沈固能維護朝廷的利益，并授予沈固戶部員外郎（掌管戶籍、財經機關的主官）。

茶馬互市初磨煉

歷史上西藏與內地的“茶馬互市”由來已久。明朝政府為了不讓北方的戰馬供應渠道斷絕，以保證能換到足夠的戰馬；同時為了防止鎮守邊疆的將領，借茶馬互市，收購貯藏邊銷茶中飽私囊，一是派出御使到邊關巡視監督，二是在四川天全六番設茶課司，且由沈固負責。

明朝向藏區頒發金牌是一式對剖的檢驗憑證，上號為陽文(從牌面上凸出的文字)，書：“皇帝圣旨，合當差發”；下號為陰文(從牌面上下凹的文字)，書：“不信者斬”，合若符契。上號藏內府，下號頒發給藏區各部落，每三年征發一次。沈固在執行督查工作中，能深入草原各部，驗明符印，按規定的比價交換茶馬。既實行了邊銷茶專賣制度，又使茶馬商貿關系得到長足發展。《明史》記沈固“以才敕理監策廣右，督運西茶于四川六番，進郎中”。仁宗皇帝即位后，沈固受命監武安侯鄭亨軍，掛印總兵、總鎮，“贊理軍務，巡撫一官，俱在邊方（《萬歷野獲編》，沈德符著）”，出守山西大同，從此開始了兵戍生涯。

明朝是中國朝貢制度的鼎盛時期，對來朝貢的國王予以冊封、賞賜，對其貢物進行回賜等。這種朝貢關系具有較強的政治隸屬性，是封建君臣主從關系在對外關系上的延伸和宗藩關系的具體體現，屬于這類朝貢關系的有朝鮮、琉球暹羅等十幾個國家。

沈固對朝貢制度如貢期、貢道、朝貢規模和組織管理構成相當熟悉，每次都能出色的完成護送朝貢使臣出關任務，正確地執行了明朝的朝貢制度，使華夏中國的這種來源于儒家的和平主義特征的德治觀念，弘揚到與朝貢國的接觸過程中。

兵戍生涯見真章

正統四年（1439），英宗皇帝詔令鑄總督邊儲印，即于軍中賜予沈固，同時命令沈固兼理“兵食諸務”。沈固防守的山西大同，屬于河套地區，既是中原地區王朝的北部防御要地，也是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必經之路。沈固“感上知遇，思自效，屢陳邊計”。沈固針對河套地區的青林、馬頭山等處“土沃而多水草”的特點，建議明朝的各路屯兵就近開耕沃野，“足國裕民”。

朝廷里有的大臣不同意在邊境屯墾戍邊，沈固據理力爭說：洪武年太祖皇帝（朱元璋）就執行“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的戰略決策，有堅實的經濟基礎作保障，才有大明王朝的天下；永樂年成祖皇帝（朱棣）就實行屯墾戍邊，當時每畝產量可產二三石。現在邊境州官為避兵禍，不準民種，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但可“作息以時，乘間講武，秋收時為斂，發而出納之”。正統六年（1441），沈固向英宗皇帝上言：“邊關軍餉難以湊足，朝廷若能發給耕牛種子，讓軍隊開墾邊塞土地，每年可以增加軍糧18000石”，得到英宗皇帝采納。

早在英宗皇帝繼位之初，盤踞在西北邊境的瓦剌部落（明朝對蒙古部各族的通稱）又逐漸強盛起來，不斷向明朝進犯。當時的蒙古人很會打仗，但不種地，也不紡紗織布，要想得到生活必需品，只有通過兩種途徑，一種是交換，一種是搶劫。

明王朝開大同馬市，蒙古諸部通過馬市與中原進行貿易。蒙古部落太師也先表面上納貢稱臣，實際上夢想著恢復大元天下。瓦剌和明朝有朝貢貿易關系，經常假借朝貢名義訛詐明朝物品，如瓦剌來使經常虛報名額，冒領賞賜。正統十四年（1449）春天，也先派人向朝廷貢馬，實際上只派出2000人，卻謊稱3000人，要求按虛報名額頒給賞品。

效忠之舉保英宗

王振當時把持著朝政，認為也先欺騙朝廷，大減馬價，并叫禮部不要給多出來的人安排飯菜飲食，這一來激化了雙方本已存在的矛盾。也先率領蒙古騎兵向大同一線進犯，沿邊城堡相繼陷落，邊境紛紛告急，“而沈固守地獨享勝果”。

奸權誤國的太監王振慫恿英宗親征。英宗率親征大軍和文武吏卒至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也先以勁騎四面攻入，英宗與親軍突圍不得出而被俘。此役明史上稱為“土木之役”，影響深遠，成為明王朝由初期進入中期的轉折點。

也先自從在“土木之役”中俘獲明朝皇帝后，原以為奇貨可居，欲利用英宗來誘破明朝的城、關，向明朝索取金帛財物。明朝政府早傳諭各邊鎮：“瓦剌奉駕（指英宗）至，不得輕出”。也先押著明英宗，來到明朝各邊關，城門里的總兵官、鎮守官都不肯出見皇上，也不隨便打開城門。

也先沒達到目的，又把明英宗押到大同，向守城的明朝官員索取金銀財寶。結果侍郎沈固、守將廣寧伯和劉安、總兵郭登等人，一齊出城來見俘虜皇帝，伏在地上痛哭失聲。被俘皇帝明英宗“命括官庫金帛犒軍”。此時，有的將帥面露難色，而沈固不加思索地說：“主辱臣死，義也。倘得弭敵，以免君難，何惜是？脫異日問矯制罪，罪獨在我，不以累諸君”。他們把二萬多兩金子獻給皇帝，讓明英宗用來送給也先，暫時保住了明英宗的性命。

沈固居七卿之列

土木堡之變后，京城一片混亂，英宗朱祁鎮的弟弟、親王朱祁鈺坐上了皇帝的寶座。朝臣中有人對沈固效忠英宗之事不滿，妒忌者更興欲加之罪。他們拿著彈劾沈固的奏章，在代宗皇帝（朱祁鈺）面前屢進讒言，趁機將效忠英宗皇帝的人一網打盡。朱祁鈺下詔調沈固到京城任左都御史（首都檢察院院長，負責監察、糾劾事務，兼管審理重大案件和考核官員），實際上職務是明升暗降。

1451年，瓦剌軍跟大明王朝和解，接受了巨額贖金，把英宗朱祁鎮送還。1457年，代宗朱祁鈺病危，朱祁鎮再坐金鑾殿，朱祁鈺一驚而逝。英宗復帝位后，念沈固的效忠之舉，拜沈固為戶部尚書（財政部長，掌全國戶口、賦役方面的政令），位居七卿之列。京城的人莫不刮目相看，英宗皇帝說“朕新復辟，念我舊人”。

1461年，沈固上疏因年老請求退職。沈固回家后到鎮江金山寺游覽，寫下《金山寺》一首：鐘鼓晨昏出梵林，金山寺擁碧波心。塔凌霄漢青蒼近，閣倚松筠紫翠深。映水飛甍無客到，依峰絕壑有僧臨。浮塵一點應難著，時有松風亂法音。沈固還到延陵謁拜季子，并題寫“季河橋”三字。

1465年，憲宗皇帝登基，對沈固恩賜有加，進階為榮祿大夫。《明史》列傳有沈固記載。沈固終年81歲，賜葬于丹陽城北運河畔的石羊村。原在丹陽城內白云街，有為紀念明朝戶部尚書沈固而立的“司徒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