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鎏金龜負“論語玉燭”酒籌筒

花 蕾

童嶺：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理事，江蘇省古代文學學會秘書長，《鎮江通史》副總主編。

研究方向：六朝隋唐時代的學術、思想與文學；歐亞文明交流史與域外漢籍；《文選》學等。

少年不知，離歷史如此之近

1981年出生的童嶺，小學就讀于鎮江實驗小學，中學是在鎮江一中讀的。多年后回頭看，在鎮江的學習和生活對他的學業、工作和學術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潛移默化的影響。鎮江這個城市雖然小，但是歷史文化底蘊非常深厚。童嶺記得他小時候家住在中營，走不了多遠就是北宋元祐年間的古泮泉以及沈括的夢溪園，夢溪園對面不遠就是鎮江師專，里面有壽邱山，據傳是當年劉裕的故宅所在。在一中讀書的時候，一群男生喜歡在一個小花園一樣的地方奔跑游戲，休息的時候聚著聊聊天。后來他才知道，那個地方是魯肅的衣冠冢。今年春天，童嶺和鎮江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的任振棣等領導和專家們以及編纂組的徐光明、梁爽、禹點去考察過鐵甕城遺址的最新發掘，看到一層層疊加的地層，看到三國城上面疊的唐城，在很多年之后，他才知道三國城、唐城曾經離自己生活過的地方是如此之近。說到這里，童嶺想起來，他小學有好幾個同學家住在青云門附近，課后經常去他們家玩。青云門有一條小巷子進去有個大墓，當時還是小學生的童嶺和小伙伴玩耍時經常在附近爬上爬下，后來才知道那是漢荊王劉賈的墓。而當年年幼時，少年渾不當回事，沒發現自己一直生活在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里。哈佛大學的田曉菲教授最近在《北京大學學報》發表的文章中寫古代南京，她開篇就說：“很多地方只有過去，沒有歷史；只有居民，沒有故事。有些地方，則有太多的歷史與故事，比如南京。”在童嶺看來，鎮江也完全符合這樣的標準，有很多的故事和很多的歷史。這給童嶺的生活跟求學階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除了生活環境的熏陶，童嶺有幾位中學老師也深深地影響了他。比如：馬學忠老師、陳平老師、趙竹林老師。馬學忠老先生講古文講得特別好，讓他對古代文學的喜愛開始萌芽。到高考填志愿時，家里其實希望童嶺報商學院，但是這幾位老師堅持童嶺更適合中文系，于是，1999年，童嶺考入了南京大學中文系。

離得越遠，家鄉反而越發清晰

1999年上大學的童嶺這一屆被戲稱是世紀末的最后一批大學生，那一年最熱門的詞應該是“千禧年”，他還記得那一年的12月31日，他在大市口的廣場看倒計時，“10、9、8、7、6、5、4、3、2、1……”，現場的氣氛非常熱烈。回到校園，童嶺讀書時發現，其實中國人對逢百逢千這個時間節點并不太在意，中國人更在意的是3，12，60這樣的數字。這一點就觸發了童嶺對中西方文化比較的意識。童嶺的導師是張伯偉教授。南京大學中文系的傳統受東南學術和章黃學派影響，和有的學校中文系過度重視純文學，主要研究詩詞歌賦不同，南大中文系的傳統比較重視文史校讎，這讓童嶺在文學之外培養出了對文獻學跟史學的濃厚興趣，打下了深厚的功底。除此之外，南京大學開設了一些非常傳統的小學類的課程，訓詁學、音韻學他都在上。

所以童嶺覺得現在接下《鎮江通史》副總主編的工作，其實在二十多年前就埋下伏筆了。在文史不分家的氛圍下，童嶺大學時選了很多歷史系的課程，比如研究中古史的胡阿祥、張學鋒等老師的課。嚴格意義上來說童嶺出的第一本書就是胡阿祥老師當年課上帶著他點校的一本史書《六朝通鑒博議》（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

在求學的過程中，童嶺并不覺得自己的學習和在鎮江年少時的學習生活是脫節的，反而覺得在南大的求學過程中間更加認識到鎮江文化和鎮江學者的重要性。剛上大學時，童嶺經常去拜訪住在南大老校區附近的卞孝萱先生，卞先生是揚州人，講話揚州口音很重。有一次聊天后，他得知童嶺是鎮江人，就說你們鎮江陳慶年學問非常好。當時才上大學不久的童嶺還不知道陳慶年其人，從卞老家出來后，他就拐到圖書館花了一個下午查陳慶年的資料，沒想到我們的鄉賢還有這么厲害的人物。宣統年間陳慶年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影響非常大。因為晚清民國時期，教科書編得最好的，亞洲地區是日本，中國很多教材都是直接用的日式教材。陳慶年在書里就提到，他鎖定的“競爭對手”就是桑原騭藏。

在南大求學階段，童嶺也越來越認識到鎮江。比如，中學時和同學騎車到南山去玩，經過柳詒徵先生的墓，童嶺也會停下來看看。但是對柳詒徵的認識只是有個朦朧印象。反而到了大學里，有一次上海的幾家出版社在學校門口賣書，童嶺“囫圇吞棗”買了一堆，其中就有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國史要義》，頓時有如遇故人的感覺。此后機緣巧合，大學時代童嶺還拜訪過柳詒徵的后人柳曾符教授，柳教授在童嶺所購的書上，鈐了一枚他最喜歡的“中國流”印，鼓勵童嶺治中國傳統之學。

南京大學的老師推薦了很多書讓上世紀90年代末的大學生讀，其中就有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余英時書里講到兩漢時，經常引用一位叫劉季高的學者的學說。童嶺一直以為劉季高是古人，直到非典期間，童嶺照樣跑上海查資料，在上海期間，他問了一些復旦的朋友和老師，有熱心的朋友說，劉先生是你們鎮江人啊，還給了童嶺他的電話號碼。童嶺就真的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打過去，劉先生的話帶著鎮江口音，很熱心地告訴他自己家的住處，童嶺次日登門拜訪，劉先生跟他聊了不少鎮江掌故，勉勵他好好學習，還把自己手寫的詩的復印件送給他。

2007年童嶺去了日本京都大學留學，日本有大量的中國古書。童嶺研究的方向是中古文史。在京都求學的時候，他又從另外一個角度重新發現了鎮江。京都有位著名的學者吉川忠夫，寫過一部《劉裕：江南的英雄》，已經多次再版。童嶺在京都大學校門口的舊書店淘到了這本書，一看，這就是家鄉的“鄉皇帝”嘛。上世紀80年代，吉川教授為了感受當年劉裕從京口起義兵，一直打到南京，把當時篡位的桓玄打跑掉的路線，自己沿著江邊一路慢慢考察到南京。一個外國人，對鎮江古代的歷史這么虔誠，這讓童嶺非常感動。

今年6月，第三屆中古中國人文會議在耶魯大學召開。會上童嶺遇到了一位研究宋代的西方大家賈志揚（John W.Chaffee)。賈志揚著作《天潢貴胄：宋代宗室史》的一個觀點就是大港的這個趙氏是趙宋帝室的一支。童嶺的太太出身大港趙氏，以前岳父還把他們大港趙氏族譜翻出來給他看過，童嶺記得上面的序是柳詒徵寫的。當時看大港趙氏是趙宋帝室的一支，童嶺還開過玩笑說：“不可能”。但賈志揚教授根據《宋史》《續資治通鑒》等史料和一些宋代墓志明確考證出來，大港趙氏真的是帝室南渡的一支，定居在此。

童嶺的學術之路走得越遠，反而覺得和家鄉的聯系越發緊密。在南大讀書階段，童嶺重新認識了鎮江，然后漂洋過海，到日本留學，仿佛又一次認識了自己熟悉的這個家鄉。加上和西方學者交流的經歷，童嶺覺得自己離開家鄉，從南大到日本京都，再到美國耶魯，地理距離上離開家鄉越來越遠，但心理上反而離家鄉越來越近，關于家鄉的文化自豪感油然而生。

關于《鎮江通史》

對于參與編寫《鎮江通史》，童嶺一直有點誠惶誠恐，覺得自己作為副總主編年資尚淺。在丁福林、姜小青、高峰等學者的帶領下，童嶺深感自己有責任把它做好。

在《鎮江通史》中，童嶺承擔的是隋唐五代這一卷的總負責人。隋唐五代這一段其實是有它的時代特色的，時代特色再加上地域特色，是這一段《鎮江通史》吸引人的地方所在，另一方面也是難寫的地方所在。隋唐的前面魏晉南北朝，后面是兩宋。鎮江在三國兩晉南北朝這個時代非常重要，有很多歷史故事都是發生在三國的時候，而宋代因為鎮江的重要軍事地位，也是非常的多姿多彩。但是在唐代，所有的江南城市的政治重要性有所降低。安史之亂基本上是把唐代一分為二。按理說，破壞力這么大的叛亂放在任何一個朝代基本都是這個朝代的末世，但是唐代繼續延續了一百多年。因為安史之亂，唐朝沒有能力延續盛唐時的統治了，各節度使名義上服從中央，但賦稅大部分都是自己收了。唐朝財富仰仗東南，北方的節度使藩鎮割據，唐王朝基本上是睜只眼閉只眼，基本不管。但是南方的節度使，但凡有叛亂，唐朝會傾中央軍之力，一定要把它撲滅掉。在做《鎮江通史》后發現，南方是唐王朝命脈所在，所有的銀糧要從南方來。這一點就反證了江南的經濟重要，南方的財富，通過大運河源源不斷地運到北方去。運河有幾個節點，而鎮江無疑是最重要的一個。鎮江出了李德裕這樣的重要政治人物，還有茅山的宗教人物，唐朝國師很多出自茅山。這個就是《鎮江通史》隋唐五代部分由于多元化和地域化形成的特點。隋唐的文化以繁復為特點。這種繁復在金銀器上表現特別明顯。唐代的金銀器在世界文明史上是一個絕對高峰，唐代金銀器有三處重要窖藏地，一處是法門寺，一處是何家村，還有一處就是我們鎮江的丁卯，丁卯出土的銀鎏金龜負“論語玉燭”酒籌筒，代表了唐代文化的高峰，直到現在，很多介紹中國文化的書都會選用這件文物的圖片 。

童嶺說，編撰《鎮江通史》有難點，也有非常愉快的時候，在編寫的過程中，自己也學習了很多東西，有很大的收獲。在不斷學習中，越來越了解家鄉的真相，越來越感受到家鄉文化力量的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