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與馬相伯
文/吳春波
吳氏家族自1816年,由山東煙臺遷徙于鎮江東鄉姚橋曉云鄉土地橋村,先以力田謀生,日以勤耕為本,歲有余糧,家境逐漸寬裕,家道日隆,人丁漸發,其后栽桑養蠶、織綢,開設布店、染坊、煙店、客棧等起家。
由于吳氏家族善于經營,持家有道,產業不斷發展壯大,逐步成為富甲一方的豪商大賈之一,接力棒交到我祖父吳潤之手里后,開始經營煙草作坊、煙店、客棧、錢莊等服務行業,成為集生產、販運、銷售、監營等服務于一體的“吳氏家族經濟體”。
先祖父吳公佩德,字潤之,生于1856年,自幼發奮讀書,青年時代始經商創業,資本慢慢積累,至1880年已有相當規模。經營行業眾多,有“上自綢緞,下至蔥蒜,無所不包”之說。其活動范圍,遍及昆明、開封、長沙、北京、天津、石家莊、漢口、南昌、福州、廣州、成都、重慶、杭州、濟南、合肥、南京、蘇州、上海及蘇北等地。其好友江西景德鎮瓷業老板劉員外趣說:“凡有麻雀飛過的地方,都有吳大炮的足跡。”
先祖父由于為人處事嫉惡如仇,剛正不阿,性情耿直,故外號“吳大炮”。曾是鎮江潤東十三個半鄉吳氏宗族的族長,民國初年任省參議。
1888年后,先祖父專事經營煙草業、錢莊業和客棧,逐漸發展成中國的“煙草大王”。僅在蘇北揚州、泰州、南通、鹽城等地就有煙草商號18家:三合號、永豐號、盛恒號、恒盛號、德盛號、同興號、永興號、天興號、興盛號、三盛號、義和號、泉盛號、復興號、復盛號、萬全號、寶成號、德潤號、三鑫號等,直至發展成華東地區所有煙業商號均由吳潤之掛名監營。
曾祖父吳裕楨,生三子三女。二女吳佩茹(我的二姑奶奶),自幼與丹陽縣埤城胡橋鄉馬家村馬志德(字相伯)定親。二姑奶從小聰慧,心靈手巧,7歲會紡線,9歲會剪紙、繡花,到了十歲能養蠶,會抽蠶絲、紡絲線、織綢布。然天不遂愿,17歲時不幸患上肺癆(結核),那時屬于絕癥,曾祖父四處尋醫問藥,終無力回天而英年早逝。姑奶雖未能與馬相伯成親,但吳馬二家的關系未斷,始終保持著相互往來。
馬相伯,1840年農歷3月6日生,其父母均信奉天主教,遂成為天主教徒。12歲赴滬,入法國耶穌會辦圣依納爵公學,繼入小修院、大修院,獲神學博士銜,加入耶穌會,授司鐸神職。同治十三年(1874年),任徐匯公學校長兼教務,講授經史子集,并兼耶穌會編撰,繼續研習哲學、數理及天文,譯著《數理大全》等書百余卷。
清光緒二年(1876年),因自籌白銀2000兩救濟災民,反遭教會幽禁“省過”,后被我先祖父吳潤之使錢作保救出,故憤而脫離耶穌會還俗(仍信仰天主教),從事外交和洋務活動,曾先后去日本、朝鮮、美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地考察。
1900年8月,他將自己的全部家產——淞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余畝田產,捐獻給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為創辦“中西大學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獻家產興學字據”,規定該產業供作中西大學建成后的學生助學金,但仍捉襟見肘。先祖父吳潤之獲悉后,當即捐出上海十六家煙店的股份和巨資,支持馬相伯興資辦學。
1902年初冬,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發生“墨水瓶事件”,學生集體退學。馬相伯學生蔡元培介紹部分學生向老師求學。致使校舍和師資不足,先祖父吳潤之再次捐錢捐物資助。
1903年,馬相伯租用徐家匯老天文臺余屋,創辦震旦大學院(徐匯區第二中心小學舊址),自任院長,3月1日開學。其學院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學。名人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張鼎丞等均為該校學生。于右任因諷刺時政,遭清廷緝拿,逃至吳淞,馬相伯聞訊,親自用舟楫將其送到鎮江姚一灣吳潤之家中避難。
1905年春,耶穌會欲變震旦為教會學校,以讓馬相伯“養病”為由,委任法國神父南從周為總教習,改變辦學方針,另立規章。學生大嘩,摘下校牌,全體退學。馬相伯決意站在學生一邊,并得吳潤之、張謇、嚴復和袁希濤等名流支持,在江灣另行籌建復旦公學(復旦大學),于1905年9月13日正式開學。馬相伯任校長兼法文教授。1908年,由耶穌會接辦的震旦大學擬遷址盧家灣,馬相伯不計前嫌,再次懇求吳潤之捐現銀4萬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8處(時值10萬余元),以購置呂班路(重慶南路)土地100畝,建造新校舍。
祖父一生共生育了10個子女,我有3個伯父,6個姑媽。大姑媽吳淑潔、二姑媽吳淑英系正妻姚氏所生,其余均為妾室任氏所生,祖父六十多歲生下我父親。
祖父整日忙于政務、族務、商務,故而疏于對子女的管教。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引導,他去世后,我的三個伯父便爭相吸食鴉片。時間不長便將偌大的家業敗光,三個伯父也先后中毒身亡,伯母們亦相繼改嫁。
馬相伯無意中聽說此事,遂輾轉找到我父親吳連章,資助其在上海閘北開設一爿舊鐵店,以維持我祖母(姚氏)及一家生活。與此同時,將我四姑媽吳月華推薦到上海特別市政府任文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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