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祝誠

祝瑞洪同志歷經10多年不懈努力，在理論和實踐結合的基礎上，對以“京口救生會”為中心的鎮(zhèn)江古代救生和長江全域古代救生史跡進行了系統(tǒng)全面的探索，為我們奉獻了90多萬字的《中國古代長江救生源流考》一書。正如中國交通運輸部原救撈局局長、中國潛水打撈行業(yè)協(xié)會理事長宋家慧同志所說：該書“是第一部全面研究長江救生的起源與發(fā)展脈絡的專著，是對中國長江救生歷史文化傳統(tǒng)進行全面系統(tǒng)研究的有益嘗試。”它“填補了從整體上全面敘述長江古代救生歷史這一研究的空白。”竊以為，該書也是我省、我市地域文化研究，特別是長江文化、運河文化研究的一個新創(chuàng)獲、新成果。

筆者有幸先睹為快，深感全書體大思精，新意迭出。今試從三個維度談點一得之愚，就教于各位方家學者。

宏大敘事，全景觀照：

展現課題的廣度和厚度

作為西津渡歷史文化的研究者之一，作者長期把西津渡的救生會、昭關石塔、觀音洞的研究作為重點，更把“京口救生會”作為重中之重，放在整個長江乃至全球打撈救生史的宏大背景下來展開研究，由點（西津渡）到線（西津渡→瓜洲渡即運河浮梁）再到市域內長江的面（擴展至金山救生、焦山救生）再到長江全域的面（更擴展至江蘇、兩淮、皖贛、湖南、湖北、川江等），然后又回歸到點——闡明“京口救生會”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這一閉環(huán)結構研究。為什么如此說？從結構布局看：該書以時間為經、以空間為緯貫穿全篇，上、下兩大卷，各厘為十章。上卷考鎮(zhèn)江一地，下卷論長江全域。顯然，如果只寫鎮(zhèn)江“京口救生會”一處之人事，那將難以在全景式的觀照下展開平行類比或交叉比對，其結論僅只能局限于鎮(zhèn)江一隅。再從切入視角看：作者用抽絲剝繭法將鎮(zhèn)江救生史跡逐一展陳，并與長江其他地方救生的客觀探究兩相對照，從而更加凸顯了近千年的“京口救生會”善事義舉的首創(chuàng)精神與歷史價值。其意義之大，宋家慧同志曾有切身體會。2004年他訪問英國皇家救生艇協(xié)會（RNLI），贊揚該會已有180年歷史很了不起。可是該協(xié)會的首席執(zhí)行官安德魯卻說：“中國西津渡上的‘救生會’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了，要比RNLI早一百多年！”

可見，“京口救生會”在全球救生歷史上的地位是多么顯赫和崇高。再從歷史長河看：讀畢全書，我們不僅對“京口救生會”從萌芽期-發(fā)展期-成熟期-轉折期的歷史進程有了清晰的了解，而且更從鎮(zhèn)江視野擴展到長江視野，乃至擴展到全國全球視野 。因此，這種宏大敘事，全景觀照，就確保了該課題研究的廣度與厚度。現在呈現給讀者的，確實是一部沉甸甸、厚實實的學術專著。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展現研究的深度和精度

該書書名顯示，作者的研究著力于長江救生的“源流考”。這是學術研究的需要，也是現實工作的需要。作者長期致力于西津渡 “京口救生會”的保護和研究，心中縈繞著諸多懸疑：該救生會是否是我國最早的救生會？京口紅船是否是我國最早的救生紅船？京口救生會的創(chuàng)始人是誰？主持該會的兩支蔣氏是否系一家人？蔣氏一族七代人共163年是如何傳承京口救生會事業(yè)的？李氏、于氏家族又是如何從事救生義渡事業(yè)的？要破解這些懸疑之謎，確實就得追本溯源。恰如作者所說：“這部書成敗得失的關鍵，在于能不能發(fā)現足夠的資料，讓歷史活過來，自己敘述自己的過去。”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學術研究的基本要求。作者檢讀國史、地方史志，發(fā)現有關救生都語焉不詳、求解不得。困惑之際，決定另辟蹊徑，從譜牒中尋覓，這才撥云見日。在馬阿林先生的幫助下，作者先在“美國猶他州家譜網”上找到《京口蔣氏宗譜》和《鎮(zhèn)江丹徒蔣氏族譜》，終于發(fā)現了能夠證明 “京口救生會”從第一代至第七代蔣氏家族創(chuàng)會救生的傳承依據和關鍵人物、史實。其中世系傳承明確、年表記錄清楚，更有蔣理、蔣宗海、蔣磏等救生會董的傳記，彌補了缺失的救生文脈。作者依據第一手史料，又經仔細解讀辨識，對校比勘，溯源探流，這才順理成章地編撰出《京口救生會館創(chuàng)始人宗譜世系圖》和《京口蔣氏救生會館傳承人族譜世系圖》。作者還爬羅剔抉、刮垢磨光，發(fā)現了許多珍貴資料，如由蔣磏組創(chuàng)、張夕庵繪制的《京口蔣氏救生會館圖》，就錄有道光年間41位鎮(zhèn)江名流的詩書畫印作品。又如從兩淮鹽商大江救生歷史中找到了“京口救生會瓜洲分會”和“焦山救生會”創(chuàng)設的緣由。還從市檔案館中尋覓到民國時期救生會活動檔案和善產土地證和稅票、新中國成立后的《焦山救生會救生規(guī)約》等。

“眾里尋他千百度”，“為伊消得人憔悴”，在紅船精神的激勵下，即使在病中作者仍未輟筆。辛勤探索終獲碩果，作者對這一富有歷史與現實意義的課題交出了令人滿意的答卷。

該書指出：世界上最早的救生船，是在北宋天圣四年（1026）誕生在長江下游的鎮(zhèn)江金山等地；世界上歷史最長的救生組織是江蘇鎮(zhèn)江的“京口救生會”；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國家救生體系的國家；長江鎮(zhèn)江段兩岸四地（金山、焦山、西津渡、瓜洲）擁有最密集、最有效的古代救生組織和救生船；還是在江蘇鎮(zhèn)江，擁有最豐富的救生文化遺產等。

“京口救生會”是我國最早的救生組織。歷史真相究竟如何？此說能否成立？作者查閱沿江各州縣志書，經過縝密考證，得出了富有思辨性的新結論：創(chuàng)設于順治七年（1650）的桐城縣老洲頭“生生會”，比康熙四十一年（1702）的京口救生會要早50多年。但是，京口救生會承繼了李長科（明李春芳后裔）創(chuàng)設于明末（1630年代）的鎮(zhèn)江超岸寺避風館的救生船和相關制度，一“館”一“會”之間有著天然的血脈傳承，避風館其實是京口救生會的“前身”。并且，它的救生活動傳承有序，連貫不斷，延續(xù)近320年，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的1950年才退出歷史舞臺。因此說，“京口救生會”的確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創(chuàng)始最早，也是歷史最長的救生組織。他的這一結論，得到了宋家慧和專家學者的一致認同。

拯溺救生，見義勇為：

展現精神的高度和信度

作者在作“源流考”時，始終不忘探求那些千年來從事救生義舉人士的精神世界。據統(tǒng)計，該書涉及相關人物有100多人，記錄具體事跡的有80多人，重點人物則有40多位。其中，有終身從事救生事業(yè)者，有傳承家族救生事業(yè)者，有入仕后棄官不做而從事救生事業(yè)者，還有家道中落而依然全身心投入救生事業(yè)者。

他們?yōu)楹稳绱藷嶂跃壬聵I(yè)呢？作者深入研究發(fā)現：“利人不吝，當仁不讓；拯溺救生，見義勇為”，是他們的共識與追求，來源于我國古人世代傳承的優(yōu)秀歷史文化的浸潤。

比如《尚書·大禹謨》中就說：“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這八個字，既道出了珍惜生命、以人為貴的“好生之德”，是與“民心”相“洽”契合的，也對統(tǒng)治者提出了應該順乎“民心”的這一要求。史實也證實了這一點。正是宋仁宗，在天圣四年（1026）采納了翰林學士夏竦的進言，在長江鎮(zhèn)江金山等七處設置了救生船。中國長江救生事業(yè)由此開始了。

魯迅先生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指出：“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毋庸置疑，書中所寫的這些救生人士，正是“中國的脊梁”之一。為他們樹碑立傳理所當然，確實應該大書特書，歌其功而頌其德。

為此，作者傾注了滿腔熱情與心血。一是以飽蘸深情的筆墨熱烈贊頌他們的壯舉。例如，蔣蔚華撰《族叔近仁公傳》一文，稱蔣磏“當仁不讓，見義勇為。”作者便情不自禁地指出，蔣磏“大江救生的善舉不僅是在錢財問題上‘利人不吝，濟物何辭’，而且是一見到困難險阻，不惜犧牲，‘當仁不讓，見義勇為’，這是更加難能可貴的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高尚情操。”二是大量引用古人所寫的贊頌救生行為的詩文書畫印，來激發(fā)讀者的共情，使讀者親臨其境，沉浸其中。我們一打開正文，就讀到了清代詩人陳榮杰所寫的《揚子江救生船歌》。它“唱的是中國京口救生會數百年間捐設紅船，在長江狂風駭浪中拯溺救生的動人故事。”讀者立刻就進入到救生的歷史情景之中。據統(tǒng)計，僅上卷作者就引錄了詩歌一百二十多首。這些詩篇穿插文中，對讀者既曉之以理，又動之以情，因而令其深受教育與感染。故而讀者展讀時，對“源流考”便一點也不覺得枯燥，而是感到熱血沸騰。三是上升到理論高度探索救生文化的崇高精神境界。正如鎮(zhèn)江市見義勇為基金會理事長李茂川同志的《序》所言：“毛主席說過，‘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蔣氏救生和李氏救生，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而是一個家族的幾代人、幾十年，甚至是160多年，一直堅持大江救生。這些歷史故事生動地展現了中華民族見義勇為、舍生取義的大愛精神，是社會的寶貴財富。”作者深入挖掘了這些高尚行為的精神內核，指出中國歷史文化具有顯著的人文主義特征，特別珍視生命的價值。

閱讀此書，確實能夠提升人們的精神高度，對中國優(yōu)秀歷史人文精神傳統(tǒng)增強“文化自信”。

據悉，我市正在籌備“京口救生會”的“復會”、規(guī)劃建設“中國長江救生文化園”，并爭取在鎮(zhèn)江召開“中國長江救生千年大會”。推進這三大舉措，必將大大推動我市救生文化的弘揚。我們翹首以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