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喬長富

今天，對于京杭大運河歷史的研究，是一個人們相當關注的問題。不過論者看來對大運河歷史上唐代潤州刺史齊澣開鑿伊婁河（一名“瓜洲新河”）一事似乎不大注意。然而此事對于唐代潤州、揚州以至大運河與唐王朝發展的歷史來說，卻是具有重要意義。為此，這篇小文擬先針對題目所示，說點個人看法。

伊婁河開掘大大提升了潤州的地位

其一，伊婁河開掘以后，雖然在唐代宗時改屬揚州，但它與潤州仍然有著密切聯系，它的開掘和暢通，隨著中唐以來政治形勢的變化，唐朝廷對東南漕路倚重程度的加強，因而對于“東南漕路最重者”和“咽喉處”的潤州地位的提升，產生了重要的積極的影響。

伊婁河開掘以前，潤州是潤州刺史、江南東道采訪處置使治地。伊婁河開掘以后，天寶元年（742）潤州稱丹陽郡，成為丹陽太守兼防御使治地。天寶十四載安史之亂爆發。至德元年（756）十二月，永王李璘擅自引兵東下，其部下攻占廣陵（揚州），丹徒（即丹陽郡）太守閻敬之帶兵與李璘部下交戰于伊婁埭。至德二載，朝廷任命韋陟為潤州刺史兼江南東道節度使討伐李璘。此事，顯示潤州行政和軍事地位的提升。這一提升，固然與形勢變化有關，但從閻敬之與李璘部下交戰于伊婁埭一事可以看出，由于伊婁河的開掘，潤州的軍事地位更加重要，因而在軍事地位提升的同時，行政地位也隨之提升，從而顯示出伊婁河的開掘和暢通，在唐代社會政治和軍事形勢的變化影響之下，對于潤州行政和軍事地位提升所產生的“正能量”。

唐代宗時，伊婁河劃歸揚州，成為江北運河的一部分。雖然如此，它作為“江南糧運入河（按：指江北運河）之口”（《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在唐代，它對于潤州仍有重要的關系。例如，唐德宗即位后不久，魏博節度使田悅、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等相繼叛亂，朝廷將曾任戶部侍郎、判度支及建中二年（781）任蘇州刺史、浙江東西道觀察使的韓滉任命為潤州刺史，兼浙江東西道觀察使，并且使浙江東西道觀察使治地由蘇州移至潤州；不久，加韓滉為鎮海節度使，從而使潤州成為鎮海節度使治地；后來又加韓滉為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從而使潤州成為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治地。

這些情況表明，潤州在行政、軍事和經濟等方面的地位，都得到了顯著提升，標志著潤州的發展。而韓滉之所以獲得如此任命，從《舊唐書·韓滉傳》的記載看，其中重要原因，就是韓滉曾為判度支，善于治理，會抓經濟，積極供奉朝廷，“江南、兩浙轉輸粟帛，府無虛月”。韓滉之所以能夠如此，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他掌握了東南漕運的“咽喉”之地潤州，而伊婁河的暢通，使江南運河與江北運河之間暢通無阻，在客觀上也有助于潤州在行政、經濟和軍事方面地位的提升。相反，如果伊婁河不暢通無阻，勢必要影響到韓滉順利地通過江北運河向朝廷輸送錢帛、糧食等，從而影響到潤州地位的提升。

伊婁河開掘后，蒜山渡、金山聲名漸著

伊婁河的開掘和暢通，對于“因水而興”的唐代潤州城市的發展和繁榮，文化的豐富和彰顯，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是多方面的，遠非這篇小文所能縷述。這里，僅以蒜山渡的發展和金山的聲名漸著為例，管中窺豹，以見一斑。

蒜山渡“奪冠”。今天的西津渡，在唐代稱蒜山渡或蒜山津。蒜山渡的名稱，從《全唐文》所錄看，最早見于李德裕在唐敬宗時所作《王智興度僧尼狀》；蒜山津的名稱，較早見于許渾所作《登蒜山津觀發軍》詩。清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認為西津渡“古謂之西渚”。其實，“西渚”是指京口西邊江邊的小塊陸地，西津渡則是指蒜山下的渡口，二者從地域看當有聯系，但二者所指不同，不是一回事。

蒜山渡在中唐以前雖已存在，但并非京口的主要渡口。其原因，當是由于伊婁河開掘以前，從揚子津至京口或由京口至揚子津，要繞瓜步沙渡江，蒜山渡偏離主要航道，所以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在伊婁河開掘以后，由瓜洲渡江，主航道西移。李德裕在《王智興度僧尼狀》中說，每天有一百多人經蒜山渡渡江北上；許渾的《登蒜山津觀發軍》則顯示蒜山津已具有相當大的規模。特別是，張祜《題金陵渡》詩明明是詠蒜山渡，卻用了唐代潤州的別名“金陵”稱之為“金陵渡”。

這些情況表明，蒜山渡當時已取代甘露渡和京口渡，成為京口的主要渡口。之所以會如此，主要原因，當是由于伊婁河開掘和暢通之后，從京口到瓜洲的主航道已逐漸西移到距離瓜洲最近的蒜山渡與瓜洲之間。由此可見，伊婁河的開掘和暢通，對潤州交通的影響。這種影響，當然會涉及對城市發展等方面的影響。而《題金陵渡》一詩，則成為西津渡的千古絕唱和古代鎮江詠西津渡的名篇，在唐人詠寫西津渡的詩中也是名篇佳作，對于提升西津渡的知名度，豐富和彰顯古代西津渡以至鎮江的歷史文化內涵也有重要意義。

“金山名日新”。據唐李吉甫編成于元和八年（813）前的《元和郡縣圖志·潤州》所載，“氐父山……今土俗亦謂之金山”。又據《舊唐書·韓滉傳》載，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潤州刺史韓滉曾“以兵三千人臨金山”。這兩則記載顯示，至少到唐德宗時，已有金山之名。而如果按照宋僧贊寧在宋太宗端拱元年（988）所上《大宋高僧傳》之《唐揚州華林寺靈坦傳》說大歷八年（773）后靈坦曾“止潤州江中金山”，則唐代宗時已有金山之名。據《嘉定鎮江志》，《潤州類集》稱：“南唐僧應之《頭陀巖記》云：‘貞元二十一年，因李锜奏，易名金山。’”

這些記載表明，金山之得名，當不晚于唐代宗大歷時期，至唐德宗時已正式稱“金山”。因此，有記載說金山是因晚唐宰相裴休之子法海（金山第二代祖師）在山中發現黃金而得名，這種說法顯然不能成立。

對于金山，五代孫魴《題金山寺》說：“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這兩句指出了金山歷史悠久，風景特異，金山名聲日新月異，越來越大。不過，在中唐以前，金山并不聞名于世，它只是江中一座小島。《隋書·地理志》所記潤州名山只有北固山和蒜山，沒有金山或氐父山，初唐和盛唐詩人中也不見有詠寫金山的詩篇。直到進入中唐，金山才逐漸知名于世，才有了“金山”的名稱。中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才提到了“氐父山”即金山，表明其時金山才成為潤州名山。從《全唐詩》所錄詩篇看，從中唐竇庠《金山》等開始，才有了題詠金山的詩篇，其后則有李紳的《憶萬歲樓望金山》，晚唐則有張祜的《題潤州金山寺》、韓垂的《題金山》等名篇佳作，表明金山的名聲越來越大。

今天看來，金山之所以在中唐以后逐漸知名于世，客觀原因當是在伊婁河開掘和暢通以后，它正好處于瓜洲至京口的主航道之間，作為本來遠離主航道并不起眼的“江中浮玉”，在進入主航道之后，自然會吸引來往行人的注意力，吸引游人的到來，同時也會引起它自身的變化發展，從而由本來并不怎么出名的小島逐漸成為著名的自具特色的“江中浮玉”，彰顯和豐富其文化內涵。

從這點看來，伊婁河的開鑿和暢通，在客觀上對金山的聞名和發展，所產生的積極的影響和作用是不能被忽視的。相比之下，與金山同為“江中浮玉”的焦山，在唐代除了個別人之外，幾乎未見其他詩人詠及，更不見名篇佳作。之所以如此，重要或主要原因，當是由于焦山在伊婁河開掘和暢通前后，始終偏離揚州與潤州間的江中主要航道，因而“養在深閨人未識”。由此亦可見伊婁河之開掘暢通，對于潤州的積極影響。

蒜山渡的興起和金山的聲名漸著，顯示出唐代伊婁河開掘以后，潤州城市重心由北固山一帶開始向西發展的趨向，從中可見伊婁河開掘以后，京口漕路西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