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文蔚

老年的管文蔚夫婦

□ 王福海

管文蔚，1904年1月出生在丹陽。1924年在惲代英、董亦湘的引導下參加革命，1926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在白區(qū)領導過學運、工運和農(nóng)運等革命斗爭，自1927年10月起，在白色恐怖極其嚴重的情況下臨危受命，先后擔任丹陽縣委書記、江蘇省委鎮(zhèn)江特派員、武進縣委書記、蘇常特委巡視員及金壇、無錫縣委書記等職。1930年4月8日因內(nèi)奸告密被捕入獄7年多。

1937年5月出獄后不久，抗戰(zhàn)爆發(fā)，當時管文蔚雖然與黨失去聯(lián)系，但他仍牢記黨的使命，揭竿而起，在家鄉(xiāng)組織了丹陽地區(qū)第一個抗日自衛(wèi)團，后被挺進江南的陳毅、粟裕收編，成為新四軍挺進縱隊，管文蔚任縱隊司令。

解放戰(zhàn)爭時期，管文蔚歷任華中野戰(zhàn)軍7 縱隊司令員、華東野戰(zhàn)軍7縱隊司令員、華中指揮部司令員、蘇北軍區(qū)司令員等職。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共蘇南區(qū)黨委書記兼蘇南軍區(qū)司令員、蘇南行政公署主任、中共江蘇省委副書記、江蘇省副省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江蘇省政協(xié)副主席等職。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xié)常務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第十二大代表。

1955年起，盡管管文蔚被錯誤審查和處理，受到不公平對待，但他仍然紅心向黨，矢志不渝地為黨和人民工作。“文革”期間，管文蔚再次遭受迫害。到了上世紀70年代初，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過問下，管文蔚與惠浴宇等人才由集中監(jiān)禁改為分散監(jiān)管，于是管文蔚跟隨從事蠶桑事業(yè)的夫人朱竹雯一起下放來到了鎮(zhèn)江，居住在蠶研所“五七”干校簡易平房里，這一住就是6年多。

管文蔚在蠶研所定居的時候，我還在上小學，由于他年長我父親20多歲，所以父親關照我們見到管文蔚的時候就叫他管爺爺。我那時上學和放學都要從管文蔚家門口路過，所以會經(jīng)常看見他帶著孫女兒在外面散步，每次見到他叫一聲：“管爺爺好！”他老人家都會面帶微笑向我點頭。有時還會問我，上幾年級了？學習成績怎么樣？

管文蔚在蠶研所居住的那段日子，沒有了工作壓力，生活無疑要舒坦得多，他與蠶研所的職工們友好相處，對于自己政治失意后的不公，他從來都是緘口不言，顯得很豁達、自然。管文蔚給我留下的印象是，話語不多，心情平靜，沒有架子，是一個可親可敬的長者。

記憶最深的是，上世紀70年代老百姓的業(yè)余文化生活匱乏，電視機還沒有普及，而他家已擁有了一臺14寸黑白電視機，每到傍晚時分，鄰居和周邊方圓幾公里的村民經(jīng)常會有人到他家看電視，電視結(jié)束免不了留下一些衛(wèi)生方面問題，但管文蔚從來不厭煩，每天晚飯后照常吩咐家人把電視機擺放在客廳中央位子，晚上7點鐘不到（還沒有節(jié)目）就會把電視機早早打開，并招呼遠道而來的村民進屋等待。

我家那時候買不起電視機，想看電視了就會去蠶研所俱樂部里看公家的電視，雖然俱樂部很大，但常常是人滿為患，遲到了，站得太遠，就看不清楚圖像，只好再到管文蔚家里去看。那段時間，管文蔚家的客廳就是一個小“電影院”，每天都是滿滿一屋子人。尤其是1976年周恩來總理去世那幾天，管文蔚整天把電視機開著，讓蠶研所職工和周邊群眾有一個悼念周總理的場所。

管文蔚不但平易近人，而且善解人意。上世紀70年代初，蠶研所附近沒有菜場，蔬菜供應主要靠研究所自己菜園生產(chǎn)，買魚、買肉更是困難。有一年暑假，我上小學的弟弟釣了一條3.6斤重的鯉魚，父親吩咐弟弟說：“管文蔚爺爺這樣的高干住在蠶研所實屬不易，我們要吃魚可以改天再釣，你趁著魚還活著趕快給管爺爺送去。”弟弟二話沒說，立即步行3里路到蠶研所，將鮮活的鯉魚送到管文蔚手中，管文蔚接過我弟弟送的魚，非常高興，但不要錢他堅決不答應，管文蔚對我弟弟說：“你父母工資低，家里吃飯的人又多，生活不容易。”最終，他強行把遠超過鯉魚價值的3元錢塞進了我弟弟的口袋，并對我弟弟說：“馬上開學了，去交個學費吧。”3元錢，在今天看來是個小數(shù)字，但在當年正好可以交一個學期的學費，如果用于家庭日常開支，那是一個人半個月的生活費啊。

1976年，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不久，管文蔚一家搬離了蠶研所“五七”干校簡易平房，被安排到了隔壁蠶種場一座小洋樓里去居住，住房條件得到了明顯改善。

1981年3月，管文蔚經(jīng)中央批準得到平反，恢復了名譽，并被任命為中共江蘇省委顧問，中共江蘇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主任，享受省長待遇。1993年9月5日，管文蔚因病在南京與世長辭，享年9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