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運河分布圖

□ 喬長富

對于唐代潤州刺史齊澣開伊婁河之事，筆者已有小文述及它的意義。這里要說的是，對于此事的時間及伊婁河的長度，有關記載有所不同，而且在齊澣開伊婁河的同時又在奏疏中提到“臣請于京口埭下直截渡江”，這“京口埭”又是怎么回事？論者也多語焉不詳。為此，筆者對此說點個人淺見。

其一，對于伊婁河的開掘時間，《嘉定鎮江志》卷六《地理·河》說是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今人則有開元二十三年、開元二十五年等說。誰是誰非？個人以為，據《唐會要·漕運》所載，齊澣上報開河奏章的時間是“開元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又據《舊唐書》中《玄宗紀》記載，開元二十六年 “其冬……潤州刺史齊澣開伊婁渠于揚州南瓜洲浦”。而且，李白有《題瓜洲新河……》詩，據考證，詩作于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暮春。依據這幾個方面情況，今天可以推定，伊婁河的開掘工程，當是開始于開元二十六年冬，竣工于開元二十七年春（一般說來，冬季水淺，也便于疏通河道），用了大約半年的時間。到今天，伊婁河的開掘暢通，已有一千二百八十多年。

其二，伊婁河的長度，從《唐會要·漕運》引齊澣奏疏說“京口埭下直截渡江，二十里，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看，應該是有二十五里。但《全唐文》載此奏疏中，“二十五里”作“一十五里”，據此，則伊婁渠的長度當是十五里。孰是孰非？個人認為，從《嘉定鎮江志》引《太平寰宇記》所載齊澣奏疏也作“二十五里”，而且今天瓜洲至三汊河（唐揚子縣治地所在）之間的距離也有二十多里這兩方面的情況看，伊婁河的長度應如《唐會要》所記載，為二十五里；《全唐文》所錄作“一十五里”，“一”字當是“二”字之誤。

其三，齊澣奏疏說“請于京口埭下直截渡江”，那么這“京口埭下”又在何處呢？元代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卷二《閘·京口閘》說：“京口閘，在城西北京口港口，距江一里許，莫究其所始。唐撤閘置堰（宋禮部侍郎李埴《嘉定修渠記》云：‘……唐漕江淮，撤閘置堰。’）開元中，徙漕路由此。”由此可見，伊婁河所對應的是江南京口的大京口。

又按《光緒丹徒縣志》卷十一《漕河》稱：“漕河，江口舊筑埽埂一道，由北固山下江灘，向西起，至蒜山下小碼頭止，長三里許。埂內河口由西北向東，長一里許，而后轉南埂，有損傷，即加修補，蓋以攔江潮之沖激，漕舟出江無患也。”由此看來，所謂京口“漕河”本來并不是穿城而過，而是沿江邊筑壩蓄水成河，以通漕船。這一記載，有助于對唐代所開漕渠由“京口埭下直截渡江”以及《至順鎮江志》所說“撤閘置堰”的認識。

至于齊澣奏疏所說“京口埭”，從以上引文看，《至順鎮江志》說“京口閘，在城西北京口港口”，今天的論者以為是指“大京口”（今天的中華路原是大京口河道）；而《光緒丹徒縣志》卷十一《漕河》說“漕河，江口舊筑埽埂一道，由北固山下江灘，向西起，至蒜山下小碼頭止，長三里許”看來，此文是認為“京口埭”是在西邊的“小碼頭”。兩種說法，誰是誰非？個人認為，盛唐時期，西津渡尚未興起，所以，“京口埭”所在當以“大京口”為是。而且，據《光緒丹徒縣志》卷三《大江》下所載，瓜洲與江南岸（蒜山在其處）清代相距僅有七里半，“初闊十八里，既闊十里，今止七里半”，但從伊婁河“渡江”有“二十里”可見，“京口埭”和大京口只會是在蒜山“小碼頭”之東，而不會是在“小碼頭”。

對于“京口埭”，從唐人詩中最早看到的是初盛唐之間孫遜所作《下京口埭夜行》詩中說：“孤帆度綠氛，寒浦落紅曛。江樹朝來出，吳歌夜漸聞。南溟接潮水，北斗近鄉云。行役從茲去，歸情入雁群。”這是唐人較早而且為數甚少詠寫到京口埭的詩篇。孫遜又有《夜到潤州》說“夜入丹陽郡，天高氣象秋”，所寫時令、地點與《下京口埭夜行》吻合，當為同時所作。

唐代天寶年間，潤州改為“丹陽郡”，由此看來，早在唐玄宗天寶年間，京口埭就已成為潤州（丹陽郡）江邊的重要渡口。但孫遜詩中無字涉及蒜山及“西津”，可見在唐玄宗天寶年間，蒜山下尚未有正常的渡口。西津渡之成為重要渡口，當是在中唐或其后。所以，齊澣奏疏所說之“京口埭”,不會是在“蒜山小碼頭”，只會是在“大京口”入江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