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 蘇

過去在焦山的西側有一處瘞鶴巖，有名的《瘞鶴銘》就刻在此巖上。由于雷擊的緣故，此巖被不斷地損毀，塌墜入江中，《瘞鶴銘》石刻亦隨之沉入，在江水長年沖刷下，字跡變得殘缺不全。除了自然的損壞，人為的因素也破壞了石刻字跡的完整。在宋紹興年間，就出過一件毀壞《瘞鶴銘》的痛心事。據《云麓漫鈔》記載，（趙彥衛）在“紹興中訪舊本（《瘞鶴銘》），有使者過，命工鑿取之。石頭重不可取，只得十許字，又以重不能攜，但攜一二字去，棄其余，為此碑殘缺之由。”到了清代，隨著越來越多的書法愛好者加入了《瘞鶴銘》的研究隊伍，社會各界對《瘞鶴銘》的關注倍增，不少在鎮江任職的官員和來自各地的書法家，出于自己的職守和愛好，不斷伸出援手，加大了對《瘞鶴銘》的保護和研究力度，使這一書法瑰寶為更多的天下人聞知，提升了鎮江的知名度。

清代地方官對《瘞鶴銘》的保護

清初任職鎮江的地方官程康莊是一個值得稱道的人。程康莊，字坦如，號昆侖，武鄉人。明代崇禎年間拔貢，康熙年間擔任鎮江府通判。“在鎮江攝大營（京口旗營）理事官，治訟不少偏，民甚賴之。”他不僅是一位管理地方刑獄事務方面的官員，也是一個知名學者，與當時的名人陳大士、羅文止、楊子常等都有交往，詩歌唱酬。清代詩人王士祿在《萬歲樓程昆侖別駕招飲》詩中夸他：“參佐風流如謝朓”。他入鄉隨俗，考察民情，很快與當地文人何雍南、程千一、姜西溟等成了好友。在鎮江任職四年期間，他在保存地方文化遺存方面盡心盡力。有一次程康莊和好友張南溟、程蒼孚、袁重其到北固山甘露寺山門前，看見寺的門榜上有“天下第一江山”六個大字，為宋淮東路總管延陵吳琚所書，被書法家董文敏稱為“江南第一名榜”。他看到門榜上的六字侵蝕嚴重，就決定將六個字照原樣刻到石壁上去永久保存。他邀請當時在鎮江寓居的著名書法家宋射陵，來臨摹吳琚的字跡，保持了原字的特點，達到了“原字雙鉤，驚鸞之美”的效果，以后又自己掏錢，請刻匠將宋射陵臨摹的吳琚字跡細心地刻到石壁上，這才有了我們今天能看到的“天下第一江山”石刻。

程康莊對焦山《瘞鶴銘》石刻也很關注，摹刻玉煙堂帖《瘞鶴銘》是他做的又一件好事。由于《瘞鶴銘》石刻已塌入大江中，只有冬天枯水的季節才能到達它的位置，看到它露出水面的內容。為了讓游人不受季節的影響，隨時都能觀賞到《瘞鶴銘》的書法絕妙處，程康莊開動腦筋，派人四處尋找《瘞鶴銘》的殘本，均沒有收獲，正在惆悵的時候，有個叫計逋客的人給他送來了玉煙堂帖，此帖“從初榻全本仿而刻之，而神情近似”。他看后很高興，捐出了自己的俸祿，又找來石匠，按照玉煙堂帖上的《瘞鶴銘》字跡重新刻石，讓“后世登臨之士，得共賞之”。這樣任何時候，來焦山的游人都可以看到《瘞鶴銘》的字樣，“論者謂瘦捷清拔，大字之妙，無過于此，后之覽觀者，流連反復，相與考其源流，窮其年代。” 給書法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清代蘇州知府陳鵬年因打撈焦山《瘞鶴銘》殘石也在鎮江出了名。他曾有一段被軟禁在鎮江的悲慘經歷，這段經歷很少有人說得清楚，方志中也缺少相關資料。陳鵬年《重立瘞鶴銘碑記》中說：“余自庚寅十月，再罷郡，羈系京江，足不逾戶庭且三年。越壬辰冬，蒙天語昭雪，洞及隱微，禁網始疏。乃間以扁舟，一至山下，尋探崖壁，乃命工人求遺文，出之重淵。自冬徂春，凡閱三月，厥功乃成，是為癸巳二月既望。”記錄了他在鎮江的經歷和打撈《瘞鶴銘》的過程。康熙四十九年（1710）陳鵬年被當時署江寧布政司事的葛禮誣陷，羅織了流言上告朝廷，結果陳鵬年被罷免了蘇州知府的職務，羈禁在鎮江，呆了三年之久。他先是被軟禁在月華山附近的城隍廟內，不得行動自由，心情非常苦悶。當時城隍廟內有一個北極閣，里面有一個姓梁的道士和陳鵬年關系特別好，幫他排憂解難，度過了艱難歲月。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解除軟禁后，移居到城南的張氏草堂，陳鵬年才恢復了自由。從此來見他的鎮江文人多了起來，門庭若市，“求畫者踵至，揮汗不倦”。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天，陳鵬年乘舟到焦山，探訪了摩崖石刻，有了打撈 《瘞鶴銘》殘石的打算。他請來了打撈人員，花費了三個月的工夫，最終打撈起了《瘞鶴銘》五塊斷石，對石刻進行清理剔垢后，得銘文完整字八十一，損缺字十二，計九十三字，并按前人考證的摩崖石刻行次排列，在焦山定慧寺伽藍殿南面建亭以保護。后來人們依據陳鵬年打撈《瘞鶴銘》殘石的時間，將康熙五十二年(1713)之前的拓本稱為水前本，之后的稱為水后本。

陳鵬年還請他的好友祝荔亭幫忙，收集考證古代有關《瘞鶴銘》的材料。“祝子荔亭，京江佳士也。家富藏書，琴尊羅列，幾硯精良。其所居地最勝，面山而背江，因筑小樓為習靜之所，顏曰見山。”祝荔亭曾在兩淮鹽運司內做個小官，一直沒有得到重用，他的上司兩淮鹽運使盧見曾在他離官后，才知道放走了一個才子，十分懊悔。以后他到鎮江來，親自到祝府拜訪，結識為好朋友。祝荔亭把自己畫的一幅《老漁圖》拿出來請盧見曾觀賞，盧見曾很高興，揮筆在畫上題了“披圖重認舊同官，白眼名流謝過難。煙月一竿綸在手，而今真作老漁看”的詩。祝荔亭的人緣很好，見山樓中經常文人聚集，清代名詩人沈德潛就在見山樓中住過不少日子，編成了《古詩源》。陳鵬年在焦山打撈上來《瘞鶴銘》的殘石后，見殘石字跡模糊，需要逐一辨認并加以考證，于是陳鵬年想到了請祝荔亭幫忙，他接受任務后，多方收集相關文獻，仔細考證殘存文字，下了不少功夫，最后編成了《瘞鶴銘考》；為了給研究者和觀賞《瘞鶴銘》提供方便，祝應瑞又畫了《觀碑圖》。此圖繪成后，許多文人趕來慶賀，詩人鮑皋等還應邀在圖上題詩，風靡了京口文壇。

清代書法家對《瘞鶴銘》的研究

雖然清代初時《瘞鶴銘》已經殘缺不全，但這絲毫也沒有影響書法家對它的喜好，隨著各種拓本的流行，對此銘的研究更加熱烈。清代書法家翁方綱贊揚此銘“寥寥乎數十字之僅存，而兼賅上下數千年之字學”。在書法愛好者的眼中，《瘞鶴銘》兼含隸意，以雄渾峻拔的北碑意趣強調形體，參差錯落而又生動奇趣。結體舒展，筆法圓通。一代文宗阮元對《瘞鶴銘》曾贊美有加，親自為《瘞鶴銘》殘片大字整理編號。嘉慶十八年（1813）春，阮元在焦山設立“焦山書藏”，就以《瘞鶴銘》“相、此、胎、禽”等74字編號，并將其所捐的宋、元《鎮江志》編為“相字第一號”和“相字第二號”。對于《瘞鶴銘》書法藝術，阮元評價說：“短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

鎮江大書法家王文治，字禹卿，號夢樓。曾掌教杭州崇文書院。他的書法與翁方綱、劉墉、梁同書齊名，并稱“翁劉梁王”四大家。他對《瘞鶴銘》也是十分神往。在60歲那年，他正好趕上“花神節”赴焦山自然庵中賞梅，專門作了《快雨堂臨書》以記盛。此卷開篇臨《樂毅論》，后書《洛神賦》《瘞鶴銘》，他在書銘后談了自己的感悟，認為宋代書法家黃庭堅評價“大字無過瘞鶴銘”極有見地，《瘞鶴銘》為焦山名勝。王文治在焦山“觀此千古名跡后，方悟黃字多從此中來”，認為《瘞鶴銘》對黃庭堅的書法影響是很大的。

晚清以后，隨著碑學的興盛，《瘞鶴銘》更是受到書法家的青睞，明顯受此碑影響的書法家有高鳳翰、鄭板橋、何紹基、趙之謙、沈曾植、曾熙、李瑞清等。最能體現鄭板橋書法藝術特點的是被稱為“六分半書”的作品。他的書法是“書法《瘞鶴銘》而兼黃魯直，合其意為分書”，說明了鄭板橋的“六分半書”與《瘞鶴銘》的內在關系。雍正十三年（1735）鄭板橋曾讀書于焦山，常游于山中的古松、翠竹、峭壁間。當時焦山西側的沿江一帶，全為峭巖陡壁，其間有宋元明歷代游客的題名、題詩刻石，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山中的《瘞鶴銘》更使鄭板橋如醉如癡，為之顛倒。他的“六分半書”隸楷結合，正是從《瘞鶴銘》中得到了啟示，吸取了營養。清人蔣士銓曾寫絕句說：“未識頑仙鄭板橋，其人非佛亦非妖，晚摹瘞鶴兼山谷，別辟臨池路一條。”

道光十二年（1832）秋，清代文人何紹基回京應試，時十八省貢生以朝考云集京師，一時交游極盛。考試結束后，他沿著運河南下，行至鎮江焦山，冒著雪手拓《瘞鶴銘》。至今中國國家圖書館仍藏有何紹基舊藏的水前拓本。同治元年（1862）春，海琴宴請何紹基于所建篆石亭，何紹基為其作《瘞鶴銘集聯》：“留得銘詞篆山石，相于仙侶集江亭”，并再次臨摹了《瘞鶴銘》。何紹基，道光十六年（1836）進士，晚清詩人、畫家、書法家。字子貞，號東洲，別號東洲居士。咸豐年間出任四川學政。歷主山東濼源、長沙城南書院。通經史，精小學金石碑版。何紹基的書法成就很高，各體書法熔鑄古人，自成一家。他的楷書取顏字結體的寬博而無疏闊之氣，兼容北朝碑刻以及歐陽詢、歐陽通書法險峻茂密的特點，所書《瘞鶴銘石鼓歌合冊》就是其書法代表作之一。

清代書法家曾熙則選擇《瘞鶴銘》作為楷書的主攻方向，他認為《瘞鶴銘》筆法和右軍筆法是參通的：“唐太宗評書，稱王右軍筆法，勢似欹而反正，惟此石足以當之”。曾熙說：“《瘞鶴銘》如畫家畫松，各有奇骨耳”。在曾熙的傳世楷書中，最多的就是以《瘞鶴銘》風格面貌為基底的作品。作為清末民初的海派領軍書家，曾熙堪稱“碑學運動”的得力踐行者，其楷書得《張黑女》《瘞鶴銘》之神髓，形成了圓秀蘊藉、氣勢飛動的典型風格。他還珍藏有《瘞鶴銘》的水后拓本。書法家康有為也對《瘞鶴銘》評價很高，他說：“楷書之傳世者，不啻千件充棟。但大字之妙，莫過于《瘞鶴銘》。”他在《瘞鶴銘》“劉文清舊藏本”跋中說：“大字之妙莫過于《瘞鶴銘》，因其魄力雄偉，如龍奔江海，虎震山岳，歷代書家之臨此者，惟東坡得其神，山谷得其形，外此不足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