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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彥如 張劍

唐朝政治家、史學家、財政家杜佑曾說：“京口因山為壘，緣江為境，建業之有京口猶洛陽之有孟津。自孫吳以來，東南有事必以京口為襟要。”明嘉靖年間，鎮江府乃至整個南直隸地區遭受的盜賊、倭寇侵襲是明代一朝中次數最多的時期，也是當時全國范圍內遭受侵擾最為嚴重的地區。為了應對盜賊和倭寇，作為“江海之交”(王樵《方麓居士集·賀高貳守考滿序》)“留都門戶”和“江南運道咽喉”(《江南經略·金焦二山險要說》)的鎮江府，在守御倭寇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倭是古代人對日本的通稱，明朝時期日本武士、浪人和商人結成武裝集團到中國沿海走私劫掠，就被稱作倭寇。倭患在明初已現萌態，不過影響有限。明中后期嘉靖帝在位時國勢日衰，加上海禁政策與明朝對外貿易政策之間的矛盾，東南沿海倭患日漸猖獗，對當時的社會和民眾造成了無可比擬的惡劣影響。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連艦數百，大舉入侵，浙東西、江南北同時告警。明政府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為總督，負責東南軍務，調集各地官兵和廣西少數民族軍隊來蘇松地區參戰。第二年，張經、俞大猷指揮部隊在嘉興北面的王江涇一舉殲寇近2000人，取得第一次大捷。但張經卻受到派來督察軍務的嚴嵩黨羽、工部侍郎趙文華的誣告，被嘉靖皇帝殺了頭。局面發生逆轉，倭患迅速蔓延。

嘉靖三十四年，一股倭寇自山東劫掠蘇北贛榆、沭陽、淮陰，另一股自蘇松撲向常熟、江陰、無錫，出入太湖。還有約70人的小股居然從浙江竄到江西饒州、安徽徽州和蕪湖，經南京城下轉掠溧水、溧陽、宜興，直至蘇州滸墅關附近才被消滅。這一年倭患同樣蔓延到鎮江地區，鎮揚江面及常丹運河沿線時有倭寇船隊行蹤。為保衛地方生命財產，丹陽縣組織軍民在縣城筑起一道內城，后又將原為土城的外城改為磚城。句容縣改建城墻，加高加固，土改為磚。鎮江府城外的甘露嶺（北固山龍埂）被掘斷，使北固山中、后峰與前峰（在城墻內）不能相連，以確保城池安全。

嘉靖三十五年，一股倭寇自福清登岸，散入內地，淮、揚、常、鎮地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有一小股竄到丹陽訪仙橋一帶，焚毀名園七峰山房，另一小股竄到丹陽呂城，被當地群眾擊退。這年四月，江北一股倭寇約3000人竄到丹徒東鄉的圌山、山北等港口地帶，燒殺淫掠，無惡不作。正在巡江的無為州同知齊恩率軍痛擊，奮勇殺敵100多人。齊恩的兒子齊嵩，當時僅18歲，驍勇善射，一直追殺到安港，其他人在后面跟進，不料中了前面敵人的埋伏，齊恩和兒子齊尚、齊開、齊仲、齊實及家丁20多人全部陣亡。倭寇乘機反撲，追到金山江面，又殺死鎮江衛千戶沈宗玉和王世良，明軍損失慘重。

倭寇深入鎮江地區的劫掠引起明政府的重視，巡江御史邵惟忠在奏本中指出，瓜洲、儀征是留都（南京）的門戶，鎮江、常州是江南漕運咽喉，不可等閑視之。明政府采納了他的建議，增調各地軍隊來東南前線會剿。

嘉靖三十六年，江北一股倭寇再度竄入鎮江、常州時，被總兵徐玨等擊潰。這一年，蘇松地區的抗倭戰斗也不斷告捷。嘉靖三十八年，進犯江北的倭寇遭挫，至此，倭寇對江南的威脅基本解除。

自古以來鎮江即為兵家必爭之地，鎮江的守御受到特別重視是基于地緣位置的獨特性。鎮江北面臨江，東南為太湖平原，水網密布，連接江南腹地，位于長江三角洲的西北頂點，京杭大運河穿城而過，越長江而北，與揚州府相望。鎮江不僅是護衛留都與江南腹地的門戶，也是南來北往，溝通長江兩岸的重要樞紐，具有拱衛留都、守護江南內地的雙重責任。明代官員陳仁錫認為：“鎮江者，上為留都輔郡，下為吳越咽喉，乃江南第一城也。”

鎮江與應天府緊鄰，以陸路通行，極為便利，所以明代初期就設立了鎮江衛，以守衛本府和拱衛南京之用。相對于陸路而言，更為便利的是水路，江防是鎮江作為守衛南京的戰略要地最為重要的一點。鎮江至南京長江沿岸多為群山，或者是江灘沙洲，不易設兵防守，況且長江萬里，波濤兇險，因而鎮江境內的金山、焦山、圌山，就成為長江防御的重要據點，也是江防上守衛南京的最后防線。

在抗擊倭寇的戰斗中，鎮江官兵同仇敵愾，浴血奮戰，書寫了一曲誓死保衛家園、可歌可泣的戰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