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相伯（圖片來自網絡）

□ 馬彥如 張劍

“我是一條狗，叫了100年也沒有把中國叫醒。”1939年11月4日，馬相伯在抗戰流亡途中，病逝于越南諒山。這位生于憂患，死于憂患，創建復旦大學，一生都在為國家富強而奔走的百歲老人帶著滿腔遺憾離開人世。

馬相伯（1840年—1939年），譜名建常，后改名良，以字相伯行世，晚年自號華封老人。祖籍鎮江丹陽，出生于丹陽馬家村一位世奉天主教的家庭，近代中國天主教耶穌會神父，政治活動家、教育家，震旦學院、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前身）的創辦人。

因父母信教，馬相伯從小就受到了宗教的熏陶，12歲時，就瞞著父母獨身前往上海天主教圣依納爵公學（后改稱徐匯公學）讀書。這所教會學校是天主教在上海創辦的最早教會學校之一，主要是培養神職人員，同時也教授外語。馬相伯不僅天資聰慧，還勤奮刻苦，經過短短幾年的學習，便精通了八國語言。畢業進入耶穌會大修院學神學和哲學，1870年獲神學博士學位后，受聘擔任徐匯公學校長，教授經史子集。由于教學理念與外國教會發生沖突而毅然辭職。

1876年，年近四十的馬相伯，踏上了前往歐洲的留學之旅。先后就讀于巴黎大學、耶穌會神學院等著名學府，深入研究哲學、神學、法學等，同時也親身體驗了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這段游學歐洲的經歷，不僅讓馬相伯的視野得到了拓寬，更讓他深刻認識到教育對于國家民族的重要性。

學成歸國后，馬相伯正式投身洋務運動，曾先后去日本、朝鮮、美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考察，以求實業興國。日本維新與高麗（朝鮮）守舊的對照使他深受啟迪，認識到國家富強之術，在于提倡科學，興辦實業。因此他屢屢上書朝廷獻策，卻都似泥牛入海。

在興辦洋務碰壁后，他深感“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材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決心以教育救國，先后捐出祖產良田3000畝、現金4萬元和上海租界內8處價值10余萬元的地產，于1903年創建震旦學院。這是中國人興辦的第一所私立大學。當時各地有志之士趨之若鶩，入學者中竟有8名翰林和24名舉人。他“冒天下之大不韙”，收納革命青年入學。邵力子、馬君武、黃炎培等學生在院內進行反清革命活動，都得到他的默許和保護。

1905年，因與耶穌會在辦學理念上的分歧，馬相伯毅然帶領部分師生離開震旦學院，利用吳淞鎮提督行轅為址，另立復旦公學，這就是后來復旦大學辦學的起點，取名“復旦”，隱寓“恢復震旦”和“復興中華”雙重含義。這位時年66歲的老人，再次從零開始，為中國的教育事業嘔心瀝血，這里走出了于右任、蔡元培、陳寅恪、竺可楨、李叔同、邵力子、胡敦復等一大批國家英才。復旦大學的創辦，僅僅是馬相伯辦學道路的開始。在復旦大學逐漸形成規模的數年中，馬相伯老人又相繼創辦了輔仁大學、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培根女校。

19世紀末20世紀初，馬相伯與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梁啟超等多有往來，熱心參與立憲運動，號召召開國會，擔任江蘇咨議局議員。辛亥革命后，因其德高望重，孫中山將他聘為南京第一任市長。沒過多久，南京撤銷設市。馬相伯轉任江蘇都督府內務司長并代理都督，在北京曾代理北京大學校長，任北京政府政治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平政院平政等職。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已經92歲高齡的馬相伯，先后組織了江蘇國難會、中國國難救濟會等愛國救亡團體，為抗日救亡奔走呼號。當時他寫一副對聯賣50元，寫一個“壽”字賣30元，馬相伯每天揮毫書寫不止，共得10萬元，全部捐給前線將士，被稱為“愛國老人”“百歲青年”。1939年4月7日是馬相伯百歲生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致馬相伯百齡大慶賀電》中稱他為“國家之光，人類之瑞”。

馬相伯生前對家鄉十分關心。民國初年，他贊助家鄉組織商會，發展本地工商業，被聘為名譽會長。1936年，他將樂善堂全部藏書8700卷，捐贈于丹陽縣圖書館，造福桑梓。在丹陽同鄉會成立之時，他被聘為會董，后又以90歲高齡擔任會長。凡是地方公益，同鄉福利和救災恤患等工作，他總是登高一呼，倡導辦理。

抗日戰爭后，馬相伯初移居桂林，后取道越南，擬轉赴昆明，行至諒山，病逝于旅寓。歷經家國動蕩，飽經憂患，馬相伯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國家復興、民族覺醒，即便流亡路上，仍舊不忘為復旦學子提筆寫下：“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馬相伯用他的一生詮釋了這句話的深刻含義，他是中國知識分子教育救國，振興中華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