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彥如 張劍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始栽桑、養蠶、制絲、織綢的國家。中國的絲綢原產地在江南，沿著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綢一路遠行，暢銷東亞、中亞地區，甚至遠播至歐洲。鎮江地處江南，在絲綢之路所經區域之中，絲織業也極為發達。

早在漢唐，鎮江就以“土貢衫羅”和各種花綾著稱，“五代時，杭州城的絲綢行業工匠中至少有200人是鎮江去的。”“宋代潤州官府曾設立‘織羅務’，專管織羅貢品。”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游記》中提到，他途經鎮江看到當地居民 “靠經營工商業謀生，廣有財富。他們制造絲綢和金線織物”。明清時期，鎮江憑借“江河交匯”的地理優勢，成為江南絲綢的重要中轉地。江南三大織造（南京、蘇州、杭州）的絲綢產品經鎮江轉運至北方及絲綢之路，每年經鎮江中轉的絲綢達數萬匹。及至清末民初，鎮江出產的“京江綢”不僅暢銷全國，還遠銷俄國、印度、朝鮮和南洋。

“京江綢” 簡稱 “江綢”，因鎮江古稱 “京江”而得名，既是明清至民國時期鎮江地區傳統絲織品的統稱，也是極具地域標識的手工土絲織品代表。京江綢核心品類以線縐為大宗，兼含寧綢、九線宮、杭線縐等衍生品種，另有縑絲、官紗、塔夫綢三種特色產品，共同構成工藝獨特的地方絲織體系。

鎮江地處長江南岸，土地肥沃，氣候溫和，適宜栽桑、養蠶，千年間，從采桑養蠶到繅絲織綢的完整產業鏈在此生根。當地桑蠶養殖戶眾多，穩定的桑蠶養殖規模確保了京江綢生產所需的蠶絲原料供應。光緒初年，地方當局從湖州運來大量桑苗，免費散發，鼓勵育蠶，生絲產量迅速增長。光緒二十年（1894年）前后，鎮江先后創建四經、大綸等絲廠，帶動了桑蠶種植，促進了京江綢產業的持續發展。

在鎮江近代絲綢貿易史上，“朝鮮披風” 是京江綢走向國際市場的標志性產品。這一專為朝鮮半島定制的絲綢面料，記錄了清末民初東亞區域貿易的繁榮，也是中朝文化交流與產業協作的實物載體。

“朝鮮披風” 所用面料主要為京江綢中的塔夫綢與部分官紗，其工藝特性契合朝鮮服飾需求。塔夫綢采用生絲平紋織造，經密高，表面光滑緊密，抗皺耐穿，適合制作外穿披風類服飾。紋樣簡潔，以閃色無花、寬細條套格紋為主，符合朝鮮傳統服飾 “簡素清雅” 的審美，適配近代機織服飾的剪裁。此外，手工木機生產的塔夫綢成本僅為蘇杭高檔綢緞的三分之一，且產量穩定（單匹織造周期約3天），可滿足朝鮮市場對實用型面料的大量需求。

19世紀末，朝鮮半島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下，傳統服飾產業逐漸式微，急需性價比高的外來面料。鎮江綢號借助駐仁川、釜山的中國商社，與當地服裝商建立聯系，開展定制化生產“朝鮮披風”料的業務，所生產的面料規格統一為恰好適配朝鮮傳統披風的裁剪尺寸。據《鎮江近代絲綢貿易研究（1840 - 1949）》一書記載，至1910年，“朝鮮披風”料的年出口量達40萬件，占京江綢總出口額35%，貨值約150萬兩白銀，相當于同期朝鮮進口中國絲綢總量的20%。

由于價廉物美、適銷對路, 京江綢興銷國內外達20多年。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列強加緊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大量外國機制絲綢及其制品涌入中國市場。這些產品在質量、產量和價格上都具有一定優勢，對傳統的鎮江京江綢造成沖擊。同時，國內其他絲綢產區，如蘇杭等地不斷發展，競爭日益激烈。加上蘇杭地區的絲綢產業在技術、工藝和品牌等方面具有深厚的底蘊和優勢，吸引了更多的市場份額，鎮江京江綢的市場空間被擠壓。

為了打擊京江綢產品的銷路，1918年前后，日本帝國主義在朝鮮加重了中國絲織品的稅率，朝鮮披風被加重到按貨值征收百分之一百，而且是按朝鮮的市價估算貨值，以致綢商無法銷售，對江綢無疑是一個沉重打擊。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長江航運封鎖，鎮江至上海的物流鏈斷裂，嚴重影響了京江綢的貿易出口，再加上日本在朝鮮推行 “皇民化運動”，傳統披風被禁，京江綢失去了重要的朝鮮市場，導致其產業逐漸萎縮。

京江綢的興衰是鎮江作為“江河樞紐” 經濟特征的縮影，也是這座城市絲綢產業發展歷程的鮮活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