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子涵 繪

文/朱昌勤

陳立是鎮江重要的歷史文化人物，他的生平事跡被編入民國時期出版的《清代學人列傳》中，他用畢生精力撰寫了多部“國學研究”著作，至今依然深受學術界推崇，廣為流傳。

陳立(1809-1869年)句容人。陳立幼年入私塾讀書，好學上進，博覽經典。年少時隨父客居揚州，師從凌曙、劉文淇，潛心古詩文及四書五經學習。凌曙、劉義淇兩位均為揚州一帶儒學大家，陳立少時能攀上這兩位老師，可見其家庭背景非同一般。有史料記載:“凌曙（1775-1829年），清江都（今揚州）人。國子監生。少時好學，家貧，讀《四子書》未畢，即去鄉，雜作傭保，而績學不倦。終成一代大儒，為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著有《春秋繁露注》”。“劉文淇（1789-1854年），儀征人。幼時，從舅氏凌曉樓學習，稍長，即精研古籍，貫串群經。嘉慶己卯（1819年）優貢生，候選訓導。一生于《左氏傳》致力特勤”。

在兩位老師悉心栽培下，陳立儒學基礎扎實，因而，科舉之路較為順利。1834年科舉人，1841年中貢士，三年后1844年他參加了殿試，并被選拔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清時是朝廷的人才儲備，‌被選為庶吉士的人會在翰林院進學三年，其間負責起草詔書、為皇帝講解經籍等職責。陳立擔任庶吉士期間勤學上進，專注敬業。后擢升為刑部主事、江西司郎中，遷任曲靖府知府。在云南任上，他以知府的身份，將學術積累應用到地方治理中，體現了他的學以致用精神。在官員銓敘時，被朝廷褒獎為“為人清慎”。

作為讀書人，陳立的主要成績體現在學術研究上，他被推崇為著名經學家。經學家是指專門研究和注解儒家經典文獻的學者。陳立深受凌曙與劉文淇兩位老師的影響，對《春秋公羊傳》的鉆研尤為深入。

《春秋公羊傳》與《春秋左傳》《春秋穀梁傳》合稱為“春秋三傳”，都是對孔子撰寫魯國史《春秋》的注釋，是儒家學術的重要經典。陳立繼承了老師凌曙未完成的事業，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于1869年終于完成‌《‌公羊義疏》‌76卷的撰著。這部作品是在陳立‌的生命末期完成的。‌

自秦以后《春秋公羊傳》就受到儒家學者廣泛關注和研究，有東漢何休所作的《春秋公羊解詁》，唐朝徐彥的《公羊傳疏》，還有陳立的《公羊義疏》等。陳立集其所長，廣泛搜集唐代以前對該經書的闡釋，同時還博采清代眾多學者的學術成果，展現出他卓越的學術素養和嚴謹的治學態度。

陳立的《‌公羊義疏》得到學術界的很高評價。國學大師章太炎在《訄書·清儒》里就提到了，“《公羊傳》有陳立《義疏》”。 梁啟超在撰著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認為陳立是“董(仲舒)、何(休)以后本傳第一功臣”，說“其于公羊家三世九旨諸說——邵公(何休)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者，闡發無余蘊，不獨非巽軒(孔廣森)所夢見，即方耕(莊存與)、申受(劉逢祿)亦遜其精銳，在公羊學里頭，大約算登峰造極的著作了。”可見梁啟超把陳立視為公羊學的頂尖人物。

陳立另一重大學術成就是，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完成了《白虎通疏證》12卷的撰著。《‌白虎通》‌是東漢時期的一部著作，‌主要記錄了漢章帝在白虎觀講論五經異同的討論結果。‌這部著作由班固等人撰寫。‌陳立之所以為其作“疏證”，是因為該書于“漢儒說經師法”最為完備，然因年代久遠，其間多變故，致使文義難明。于是，陳立仿唐代孔穎達編撰《五經正義》“作疏之例”，對漢、唐以來之舊聞、經說，廣搜博采，整齊排比，悉心分類，疏通辯證，使《白虎通義》之文義得到系統詮釋。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對陳立《白虎通疏證》給予很高評價，稱“此書實足與凌注《繁露》（指凌曙的《春秋繁露注》）并美”。

陳立的學術成就不僅限于上述著作，‌他還精于文字、‌聲韻之學，‌著有《‌說文諧聲孳生述》‌3卷。‌他的作品以考訂服制典禮及聲音訓詁為多，‌‌不尚空言。還有《爾雅》舊注2卷，《句溪雜著》5卷，續編1卷。除經學研究外，陳立也有詩歌、散文創作。史料有載，陳立與同時代的文學家、書法家梅植之關系甚密，梅植之為揚州人，道光十九年(1839年)舉人，比陳立稍年長，陳立年輕時拜其為師，學習詩文，因而陳立具備很高的文學素養。

陳立一生幾乎都在潛心閉門著述。他曾在所居之處建屋三楹，其中一楹名為“箬帽園”，藏書有3萬余卷。晚年不幸失火，悉成灰燼，他悲慟不已，自稱“槁坐斗室，耳同枯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