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壽山麓福善禪林

德元堂戒煙碑刻

《丹徒縣志摭余》記載梳兒巷救煙局

《丹徒縣志摭余》記載諫壁王德基戒煙 圖：王禮剛 提供

文/王禮剛

清朝時，大煙的毒害，全國上下深惡痛絕，林則徐虎門銷煙之壯舉，大漲國人之志氣，遠離大煙成為戒煙之趨勢，古城鎮江民間勸戒團體發揮的作用，亦成為古城戒煙的重要力量。

禁煙為國之必然

虎門銷煙，清咸豐八年(1858)，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了《中英天津條約》，增開鎮江為通商口岸，咸豐十一年（1861），鎮江正式開辟為商埠，設立海關，近代對外貿易開始發展。據鎮江海關資料統計，從同治四年（1865）到光緒二十年(1894)，鎮江進出口貿易總值共37485萬海關兩(關平銀)，平均每年1249.5萬海關兩。從光緒二十一年到宣統三年(1895至1911)，為鎮江對外貿易鼎盛時期，進出口貿易總值共49573萬海關兩，平均每年2916萬海關兩，比前一時期的年均值增長1.33倍。最高年份的光緒二十二年（1896），進出口貿易總值達3594.8萬海關兩。

這一時期對外貿易的發展，在不平等條約控制下，鎮江海關不能自主，外商開設的洋行操縱和壟斷鎮江對外貿易。雖然從1906年9月開始，清政府通過和英國外交談判，締結了兩個條約:《中英十年禁煙條約》和《中英禁煙條件》。條約規定英國政府以每年遞減十分之一的比例，十年后完全停止向中國輸入印度鴉片。但是，鎮江開埠后，鎮江海關實施緝私查私主權，外國洋行控制進出口商品檢驗大權，對傾銷的洋貨則不予開箱查驗。條約和實際狀況，不能保證這些洋行不向中國輸入鴉片。

光緒二十九年(1903)，鎮江海關監管船只達13725艘次，在天津、漢口、鎮江、上海、福州、廈門、汕頭和廣州8大港口中居第二，僅次于上海港。清末及民國期間，鎮江海關年平均監管船只在15000艘次左右。民國十七年(1928)為最高年份，達21754艘次。監管的船只，有相當數量的外籍船只，其中又以英、日、意、美4國船只為多。

鎮江海關，對被列為禁品或被政府列為專賣品的貨物進行緝查。光緒二十五年到二十八年(1899至1902)，鴉片被列為禁品，但走私日趨嚴重。民國九年（1920）10月，鎮江關在日本商船上查獲煙土32箱，每箱約裝150余斤。翌年11月查獲大宗煙土，但無法追查販運人。

民國十四年（1925）8月29日，鎮江海關焚毀查獲的煙土209斤、嗎啡52斤、煙槍16支、煙斗26個、煙燈444盞、燈罩565個。鎮江海關雖多次查獲鴉片走私，但由于外國領事館的出面干預，最后只能處以很輕的罰款，甚至查緝后又被武裝劫回。民國二十一年（1932）7月，在英國德和輪上查獲5擔鴉片，結果只處以600兩關平銀的罰款。同年9月，在昌樂輪上查獲3袋鴉片，關艇剛到海關碼頭即被武裝人員把鴉片劫回。因此，對外禁止大煙輸入，對內禁止吸食大煙，是國家實施禁煙之必然。

古城戒煙在民間

1906年，清政府和英國政府締結了《中英十年禁煙條約》和《中英禁煙條件》兩個條約，9月20日，清政府在全國頒布了禁煙諭令，歷數鴉片之害，“著定限十年以內， 將洋土藥之害， 一律革除凈盡。”在民間引起了反響，民間勸誡戒煙之舉隨之展開。

古城救煙局

《丹徒縣志摭余》卷九記載，鎮江古城救煙局，即戒煙局順應而生。鎮江救煙局，在城內梳兒巷，戊戌（1898）夏，邑紳楊鴻發創設，募款購藥施救吞食生洋煙者，活人甚眾。旋聯邑紳劉嘉斌、吳冠琛，推廣北京、武昌等處。

光緒乙巳（1905），本籍御史吳保齡附片人，奏請：飭巡警部分咨各省督撫轉飭照辦，奉旨允行。奏片詳下：“再近來，吞煙自盡藉尸興訟之案，層見疊出。推原其故，或以債負交迫，或因窮蹙無依，或姑婦勃谿，或貿易折閱，因窮生憤，積憤生迷，生路既窮，祇求速死。雖求死之途不一，端而吞煙，實居其多數。甚且經官結訟，展轉拖累于無窮。尤可憐者，男子而喪其生，則一家凍餒；婦人而喪其生，則一家離散；一人畢命，舉室皆空。慘莫慘于此矣。夫煙之為害，來自泰西，其禍極烈。而制藥救煙之法，亦惟泰西為極精。查美國進士燕大辟所制名日救煙白藥粉，售價最廉，救人最速，各處中西藥房皆有之。其藥每大瓶可救四十人，每小瓶可救十人。蓋用藥止需三錢，即可救人一命，計無有便于此者。臣鄉人吏部主事楊鴻發，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在鎮江府創立救煙局，迄今八載。每年用此藥救活數百人。嗣于光緒三十年，在湖北省創立救煙社，屬武昌漢陽漢口三處，五十八善堂代為施濟。上年救活七百六十三人。本年自正月至十月，救活八百九十七人。復經調查，各處知每一州縣境內，其吞煙斃命者，每年總有數百人。由此而推二十一行省，一千四百余州縣，逐年之死于煙者，合而計之，殆不知其若干萬民。命何辜遭此荼毒！相應請旨，飭下巡警部分咨各省督撫，通飭所屬，勸諭紳董，各就本地善堂，已有之款提出少許，專購置此項藥粉，所費無幾，活人無算。愈推愈廣，愈救愈多，既足保全民命，又可預弭訟端，臣見聞既確，理合附片具陳，伏乞，圣鑒，謹奏。”

《丹徒縣志摭余》的記載，清末古城救煙局，是鎮江人吏部主事楊鴻發創建，施救之法傳播二十一行省，一千四百余州縣。僅8年時間救人“殆不知其若干萬民”。

長壽山麓福善堂

福善堂即福善禪林，為清末全國早期的戒煙場所。1889年，福善堂創建長壽山麓何家山。福善堂為貧民戒煙，要早于清政府頒布禁煙諭令17年，早于救煙局9年。

《丹徒縣志摭馀》記載：“福善禪林在西城外長壽山麓，歲乙卯（1915），宛平于海峰改建。福善禪林初名為福善堂，光緒己丑（1889），天津葉泰椿居士建，專為貧民戒煙而設。并附設施藥、施醫、施材、放生、惜字、義學等善舉。民國乙卯（1915）改名福善禪林，為金陵寶華山慧居寺法派光慈和尚傳融山法，徒戒正主持，福善堂善舉仍附之。福善禪林計有房屋三十余間，寺后有荒地二十余畝。”

“福善禪林”廟宇，在寶蓋山余脈何家山厲家塘后，八字形門墻朝外開，山門門額上“福善禪林”石刻。

《丹徒縣出示保護事》碑刻記載：福善禪林歷經戒煙、堂歸禪林、修理義塚、善念善舉、給示保護等等之歷程。“據商團公會會長朱中孚、城廂市董事王振文、農會會長仇承榮、江蘇通志局徵訪員李丙榮、眾議員柳肇慶、孫珩、商會會員何祥信、焦爾昌、凌志貴、孟昭林、張燮福、善堂董事蔣克湧，呈稱竊縣治西城外長壽山麓，於光緒己丑（1889），天津葉泰椿創建福善堂，專為貧民戒煙而設。附設施藥、施材、施醫、放生、惜學、義學等善舉。”

經查閱，葉泰椿，字鶴巢，江西武寧人，光緒二十年（1894）進士，1889年來鎮江創建福善堂施藥、施醫為貧民戒煙。朱中孚，鎮江美孚洋行經理，鎮江商團公會會長，浙江鎮海人，在鎮江40年，視鎮江為家鄉。王振文，鎮江人，丹徒縣城廂市總董，他的前輩、兄長都是鎮江商會前輩人物。于海峰，河北宛平縣人；蔣克湧，山東費縣人。李丙榮不僅善行慈善勸誡煙民戒煙，是戒煙善舉參與者，還善行繼承父親李恩綬未盡事業，編纂鎮江志書《丹徒縣志摭余》。因此，《丹徒縣志摭余》記載了福善禪林戒煙之善舉。

德元堂等戒煙

《關于鎮江市京口區歷史建筑的現狀及分布的情況調查》記載：中華理教會原為天理教，系白蓮教的支派，原為反清復明的秘密組織，后成為專管戒煙等的民間組織。中華理教會基本上分布在寶蓋山周圍一帶。其正心堂坐落在梅園巷45號，問心堂坐落在寶蓋路151號，普善堂坐落在黑橋附近鐵路邊21-29號，德元堂坐落在黑橋西53號，濟公壇在板壁巷15號。德元堂碑刻記載：查本公所德元堂，乃理善勸誡戒煙，開創于民國丁巳（1917）年間，發起人為丁大法師振鵬，道號來成。主席張玉喜，承辦呂步高等。

邑人王德基設戒煙

《丹徒縣志摭余》“尚義”還記載了邑人王德基設局戒煙。王德基，字錫五，邑之諫壁人，性孝友，尤慷慨好施，急人之難，凡有所求而能為者，必各如其意，以去善應變。遇疑難事，輒片言決之。光緒辛卯至辛丑十載，沙洲疊遭水災，盛宮保宣懷辦賑，德基躬詣災所，不辭險阻，全活無算。鎮屬有保嬰局，地狹隘，德基捐地基擴之。并多建屋舍，凡義塾，恤嫠施醫藥、施衣、米，各善舉悉隸之。他如平糶、施材、戒煙，工藝諸局亦次第舉行。

民國二年（1913）12月8日，南鄉辛豐一帶發現煙苗(罌粟花)，丹徒縣政府即令警所警員鏟除，并飭令各鄉董禁止村民種植。民國五年(1916)12月，江蘇省公署委令朱毓珍為丹徒、丹陽禁煙委員，實地查禁煙苗，張貼告示。清末，諫壁鎮在猛將廟設立煙民感化所，幫助煙民戒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