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鎮江的公私藏書

石新民
我國綿延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積淀了璀璨的中華文明和豐厚的文化瑰寶。歷朝歷代留存的史志典籍更是中華文化寶庫中的精髓。至明清時期,整理史志、匯編古籍、典籍收藏,已成為朝野的文化盛事之一。
我國明清時期已進入一個總結先人文化的歷史階段,尤其是清代年間,朝廷開始對古書典籍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和編纂。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更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盛舉。據史料記載,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廷下詔全國征集各地所有存書并于次年專設四庫館為國家專管機構,由紀昀任總裁官,調集大批學識淵博的文人學士著手編纂《四庫全書》。這一浩繁的古籍史料匯編工程歷時10年完成。這部我國最大的叢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部分,每一部分又分許多小類,先后共收錄圖書種3000多種,計70000多卷,裝訂成36000余冊。《四庫全書》總匯了清代中期以前中國歷史上的主要典籍文獻,堪稱歷代百科叢書之最。全書編成后,前后抄錄7部,每部都用香楠木片上下夾之,束以綢帶,裝入香楠木匣之內。而經、史、子、集各部還分別專用黃、紅、藍、灰四色絹綢裝飾書面。這7部全書分別藏于北京皇宮的文淵閣、北京圓明園的文源閣、熱河行宮的文津閣、奉天(今故宮)文溯閣及揚州大觀堂文匯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和杭州西湖圣因寺的文瀾閣等七處。前面的四閣史稱“北四閣”,也稱內廷四閣,后面的稱之“南三閣”。
據《鎮江歷史文化大辭典》記載:“鎮江的文宗閣始建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閣址位居四面環水的金山島上,位于行宮之左,妙高臺之南。”閣內有閣館、廊樓、門樓,建筑風格呈四合院式。閣前滔滔江水,閣后峭壁懸崖,環境清幽靜謐。其取名“文宗”,含有江河到此朝宗于海之意。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五年(1787年—1790年),江南三閣的《四庫全書》陸續運抵進閣。朝廷規定揚州的文匯閣及鎮江的文宗閣均由兩淮鹽運使全權負責經營及日常管理與修繕,當地官府及寺院僧侶不得干預。與北方四閣所不同的是,南方三閣允許江浙人士入閣閱讀、抄錄。
而令人痛惜的是南三閣存世僅半個多世紀即遭厄運。咸豐三年(1853年)3月19日太平軍攻占南京后,于3月底占領鎮江,4月1日進占揚州,文宗、文匯兩閣均毀于戰火。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后,曾國藩幕僚莫友芝奉命來鎮探訪鎮揚兩閣失散書籍下落。其后,莫友芝向曾國藩上書匯報云:“……鎮江閣在金山。僧聞賊將至,亟督僧眾移云佛藏避之五峰(山)下院,而典守閣者揚州紳士,僧不得與聞,故亦聽付賊炬,惟有浩嘆。”
清嘉慶十八年(1813年),漕運總督阮元督漕揚州、瓜洲,焦山定慧寺住持清恒(號借庵)與翠屏洲詩人王豫受邀往訪,論議《江蘇詩征》的編纂及在焦山創立藏書樓,意欲繁榮江蘇地方文化。其后不久,阮元及有關人眾登臨焦山選址并議定將海岳庵浮玉山房改建為藏書樓。繼由阮元捐資,丁淮具體規化實施,自當年八月開工至十一月,建樓五楹,由阮元取名“焦山書藏”,并制定了《書藏條例》,規定“書不分部,惟次第分號”。以《瘞鶴銘》碑文中的相、此、胎、禽、華、表、留、唯等77字順序為櫥號。次年,阮元還專作《焦山書藏記》并賦詩及書額等。焦山書藏時為對社會大眾開放的地方圖書館,書藏由焦山寺僧負責管理,地方士人學子皆可來館閱看,但不外借。其館內藏書甚豐,善本尤多。據民國前期的《焦山書藏》書目統計,館藏書籍有3500多種,21000多冊,59000多卷。其藏書大多來自遠近學者名流捐贈。雖咸豐年初時的文宗、文匯兩閣被太平軍焚毀,而焦山書藏在這一時期卻惟獨存,此為鎮江地方保存了一部分珍貴的文化典籍。然天有不測風云,民國26年(1937年)12月,侵華日軍占領鎮江后,焦山書藏與海岳庵盡在日寇戰火中被毀。其從創議至損毀,焦山書藏經歷了120多年歲月。
隨著清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及文化的繁榮,鎮江地方的私人藏書也蔚然成風,文人雅士大多喜好自家藏書,以便閱讀及著書立說。清代前期著名詩人冷士嵋長期隱居丹徒鎮,筑室江泠閣,藏書頗豐;清中期的蔣宗海為乾隆朝進士,曾任職朝廷軍機處,中年辭官還鄉,家中藏書達30000多卷,并曾纂修《嘉慶丹徒縣志》;清代中后期的楊棨是道光年間的選貢,自家藏書甚多,曾編著《京口山水志》,志書中旁征博引,素材極豐。
清末至民國初期,鎮江私人藏書家頗負盛名的主要有陳慶年和丁傳靖。陳慶年(1862-1929)字善余,號石城鄉人、橫山,世居丹徒辛豐鄉西石城村。8歲時隨父遷入鎮江城內,22歲就讀江陰南菁書院,因學習刻苦成為優貢生。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應湖廣總督張之洞邀請赴武昌,任湖北譯書局總纂。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張之洞調任兩江總督,由湖北巡撫端方兼署湖廣總督,陳受邀入端方幕中,協助管理地方文化教育。先后任湖南高等學堂監督、湖南圖書館監督、南京紅楚編譯局提調及江南圖書館會辦等職。建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的江南圖書館,館藏欠豐,陳慶年隨同總辦繆荃孫趕赴杭州,搶在日本人之前購得著名的丁氏“八千卷樓”藏書計80000余冊運回南京,大大豐富了新建館內的藏書。陳慶年晚年返歸故里,從事學術與刻書,一生著述甚豐。陳慶年是清末民初江蘇地方著名的藏書家之一,居鎮江藏書之冠。
陳家藏書始于其父陳懋桓,是陳氏兩代人先后完成的。陳父早年以私塾授徒的收入逐漸添置書籍,遷入城內居住后專辟一間小閣用于藏書。自陳慶年學成入府任職后,家中收入漸豐,陳父在市里的磨刀巷住所專建一傳經堂,收藏圖書。陳慶年在西湖及南京任職期間,也積極收購圖書,先后計有300箱悉數運回鎮江。陳父去世后,陳慶年于民國七年(1918年)將家中的傳經堂擴建為傳經樓,樓上樓下計有6間2廂約120平方米面積。內藏各類圖書20余萬冊,為當時鎮江城最大的私人藏書樓。其私家藏書數量在整個江蘇地區屈指可數。
清末鎮江的另一位知名藏書家丁傳靖(1870-1930)。丁氏為明清鎮江世家,宋時先祖原居河南,子弟多為仕宦,南渡江南后定居鎮江,其后代多習儒從政。丁傳靖生父丁立干、嗣父丁立中均為同治年間進士,其幼承家教,擅長詩文,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中舉,宣統元年(1909年)由陳寶琛薦聘為禮學館纂修。民初被江蘇督軍馮國璋所聘,后隨馮入京,任總統府秘書。公務之余,從事著述與藏書。一生著作頗多,著有《宋人軼事匯編》20卷等,廣為眾人熟知。晚年舉家遷居天津。在京城期間他常去琉璃廠廣為搜羅古籍,累計藏書達數萬冊,其中尤以宋、元、明、清史料居多。丁傳靖去世后歸葬鎮江,家中原有藏書被全部運回鎮江,可謂桑梓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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