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善士討論成立事宜”銅塑

救生義渡船 圖：張崢嶸 提供

救生會舊址

文/張崢嶸

鎮江“京口救生會”與“江船義渡局”，是清代鎮江地方的慈善組織，它們作為一項重要的“善后措施”，而受到清政府的重視，地方士紳也把舉辦這些慈善事業作為維持秩序、安定地方社會的重大舉措而樂于參與。民間興辦慈善事業，往往不是投資行為，并不以營利為目的。這種公益性的組織運作，或工程浩大，或需長期維持，那么，資金如何籌集？如何組織和管理？

京口救生會，江船義渡局以其民間性與官渡相對，以其非營利性與私渡相對。這兩個機構廣泛存在而且長期持續，并且自發形成良好的組織機構進行有效的管理。京口救生會和鎮江義渡局都是慈善機構，主要為江上行旅者濟渡救生。

組織的架構

京口救生會組織分為三個各階段。第一階段為康熙四十二年（1703），由京口蔣元鼐等15人，在西津渡觀音閣成立，選出會首，主持會中事務。訂立規章制度，置辦救生船只，實施救生；并于五年后在西津渡昭關晏公廟舊址，建屋三間作為會址。其形式類似于理事會，但理事與會首則完全是義務性質，有責任卻無報酬，不像股東一樣有分紅與收益。通常他們捐贈錢物數額也較大，以為表率。

第二階段為乾隆初年，京口義士蔣豫繼承族人之志，他與后人苦心經營救生會連續七代，計163年（包括前面一代蔣氏前輩）。其形式為家族興辦為主，社會助辦為輔。家族的興辦也完全是義務性質，有責任卻無報酬，這是一個有歷史跨度、由家族傳承完成的慈善事業發展的范例。

第三階段為清咸豐戰亂后，救生會房屋全毀，船只無存。同治初（1862），邑紳繼續辦理。郡守周輯瑞諭趙鋆接任會董。同治五年（1864），郡守李仲良諭吳學士皆總辦南北救生事宜。這是由官府頭面人物指定邑紳為會董的組織，其中官府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治六年（1865），奉道府捐提木厘以濟經費，添置市房。丹徒縣令王宗濂捐錢300千文作會資……同治十三年（1874），常鎮道李常華將楊撝山充公公莊，銀山門市地1畝4分撥會。”

江船義渡局的管理方式分為二個階段，先是由在鎮江經商的浙江余姚商人魏昌壽邀同鄉魏銘、嚴宗延等五人集議，決定共同集資建造大型帆船，開行瓜洲鎮江之間，免費渡載旅客，后報請地方政府批準成立“江船義渡局”。在領導管理方面，以五業董事按月輪值法，輪值法運作起來存在著事權不一的缺陷，各業董事平時要忙于本公會內部的業務，無暇兼顧義渡總局的事務，于是又公議決定改五業輪值為公推一業的董事專門負責制，認捐款項仍由五業分擔不變。于百川、于樹滋、于小川父、侄、子、三人都相繼擔任義渡局經管。

1923年，在鎮江、瓜洲名紳馬雋卿等人的倡議下，成立了普濟輪渡局，購買了大噸位鐵殼船“普濟號”為輪渡船，使西津渡至瓜洲渡對渡條件大為改善。由于鎮江小輪業的迅速發展和渡口管理的不斷完善，京口救生會和江船義渡局才逐漸退役，最終完成了它們的歷史使命。

性質與功能

京口救生會是古代的水上安全救助機構，成立的宗旨是：“救涉江復舟者”，會址樓上特設瞭望哨，一旦發現江上有翻船溺水者，救生會立即派出紅船前去救助。救生紅船出救時，船頭桅桿上掛有虎頭牌，一路上鳴鑼開道，江上所有的船只聽到鑼聲都得避讓，所有的關口都得打開，給紅船讓道，紅船須在最短的時間內趕到出事地點實施救生。

鎮江義渡局是古代的水上交通機構，他的宗旨是：“免費載渡南來北往之旅客”，義渡的船雖也是紅色，但它主要職能是免費運送渡江旅客，以施行濟渡。當然在不妨礙自身安全又順路的情況下，也兼做救生事宜。

兩管理機構的功能：其一，興建救生、義渡設施與船只。救生義渡的運作是一項復雜而浩大的工程。需要調動和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理事會既不能像政府部門一樣依靠權力強制性發號施令，也不能像企業一樣可以憑借金錢與回報來調動資源，然而救生義渡組織依然能夠調配各方社會力量，完成復雜的慈善救助事業。這一方面是社會各方在利濟行旅上達成利益一致，同心協力；另一方面，也在于慈善機構的精心組織，其管理能力達到相當的程度。

其二，負責募集資金。來源于官府蠲免和救助、社會各界的捐款和捐助,再加上慈善機構自身造血功能的涓涓不息，形成了較為穩固的救濟資金籌募渠道和比較充沛的救濟經費，使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京口救生會和江船義渡局得以穩定和發展。救生事業的發展，主要以其事務繁多與復雜，繁忙而緊張；救生紅船的維護，則在于其長期性，其中制度化更為不可缺少。

義渡的日常管理更繁雜一些，尤其是渡夫的選擇和管理至為重要。不僅要簽訂合同，交納押金，而且要有保人，以此多重約束和管理以確保無虞。通過擔保與交納押金，以保義渡財物安全。渡夫還被規定不得兼謀他業，也不得另頂他人擺渡。同治年間成立的鎮江義渡局，渡船10艘，船夫逾20人，管理制度詳備。但相對而言，首事的重要性要高得多。

規章和制度

京口救生會的主要職能是江上救生，其條例以救生為中心。

比如：1、救生會各位董事推舉做事公正者為救生會會首；2、凡參加共創救生會的善士，如果辭世，立他的牌位在救生會樓的西屋，供大家祭祀、瞻仰；3、救生會的日常事務由善士輪月當值，如當月的經濟支銷不敷，俱由當值的執月人捐助；4、凡參加江中救助，救活一人，賞給救生人員白金（實際是白銀）一兩，以資鼓勵；5、對被獲救人員中無家可歸且身體虛弱者，可暫在會中休養，其費用由會中負責，對有家者，則根據路程遠近貼給路費，幫助其返回家鄉；6、遇難而死者，由會中打撈沉尸，且將尸體放在小碼頭街的“覺修堂”，耽擱幾天，供家人認領。如無人指認，“則由會中置棺裝殮，葬于牌灣義冢之內”。

鎮江義渡局的職責重在義渡，其管理條例所涉及的范圍比較廣，顯得更務實。

例如：1、五業（洋貨、洋藥、洋行、雜貨、錢鋪）推舉兼任的義渡局董事，雖然長期為義渡局服務，循例概不支薪，也不會領取車馬費，純屬義務性質；2、局日常開支遵守節儉原則，每屆董事會開會研究問題，只供應清茶一杯，職員薪金和待遇均低于其他機構職員；3、行駛時間每日黎明開渡，上燈止渡，一年中只有農歷臘月廿一至除夕準許夜間開航，如有特殊情況（因急病需送醫就診以及婦女臨產需雇喚產婆或單身客商攜帶巨款，急待過江），雖在上燈止渡之后，經報告，局值班人員查實同意后，才可開渡專送；4、裝載人數，為了保證行船的安全與及時，各班渡輪裝載渡客以20人為限，最多不得超過30人，如不足20人，歷時已滿一小時，即行開船，以保證南北兩岸碼頭不脫船只；5、兼帶救生，平時，裝客行駛途中，在不妨礙本船安全的情況下，遇有他船失事，可以順道救援，救起遇難人員，另有獎賞；6、不借用、不應差，義渡紅船是專門為了利濟行人而開設的，“對來往于大江南北的官紳、商賈永不借用，文武衙門，軍隊，概不應差。這一點特別報請當時的鎮江、揚州文武官署出示明諭”。

上述條文，除報準地方官廳布告周知外，生怕“日久玩生”，還將主要內容鐫刻于石，條文刻石立碑，既向社會廣為宣傳，又讓百姓實行監督，以垂久遠。“渡濟紅船的義舉讓康熙皇帝知道后，經筵講館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玉書奉敕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在金山寺立《御制操舟說》碑，碑文記載了此事。”

本文旨在綜合學界關于救生、義渡的新成果，復原并論述鎮江救生、義渡的興建與組織機構及治理模式，進而深入考察其性質與特征，探討其存在與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邏輯與制度基礎，有助于構建中國傳統基層經濟社會形態及其解釋框架，澄清一些認識誤區，并提供一些歷史啟示并尋求可供今日借鑒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