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量子城市”帶來了什么

不聲不響的，一個全新的城市治理概念已然從科幻走向現實。在這個概念的實驗地，有媒體稱：“看見未來城市的模樣。”這就是上海的“量子城市”。上個月，上海市政府常務會議部署以“量子城市”技術體系賦能城市治理，推進空間治理智慧化，審議通過《上海城市空間治理領域人工智能應用暨量子城市空間智能建設實施方案（2026—2027年）》。媒體稱，這標志著“量子城市”這一充滿前沿科技色彩的概念從理念設想走向政策實踐。

什么是“量子城市”？即借鑒量子理論的“量子化”和“量子糾纏”等概念，對現實世界進行數字復刻，實現兩者的互聯感應、虛實相生，通過數字城市監測現實城市的運行狀況、及時發現問題、推演發展規律，最終又反饋到現實城市進行更新提升。

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一是空間量子化。量子理論的誕生，源于物理學家對微觀世界的深入探索。所以，“量子城市”首先就意味著對城市的理解和管理，將深入到更小、更精細的層面。上海的實踐已經實現治理精度從平方公里級到平方米級的躍遷。譬如上海靜安區“綠房子”試點，通過傳感器動態監測每個房間的能耗、安全、使用效率等指標，形成空間智能體。上海的《實施方案》就清晰地提出，“以建筑的‘間’和基礎設施的‘段’為最小空間單元”。二是虛實糾纏。虛是數字城市，實是現實城市。“量子城市”體系則基于人工智能的仿真推演和實時反饋，實現數字城市與現實城市的實時互聯、深度互動和相互提升。所以，作為量子城市建設的核心支撐，上海啟動了首個三維時空治理模型——云宇星空大模型。該模型將全量復刻上海1.7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包括城鎮、郊野、海洋等全域空間資源，實現線上線下空間的統籌交互和智能治理。三是疊加態思維。即承認空間功能可變性，同一物理單元可依據需求“坍縮”為商業、文化或公共服務等不同功能，突破傳統規劃的靜態分區邏輯。

如是，我們便明白，“量子城市”概念，不僅僅是運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依托算法和算力資源，實現新一代的城市治理；它更是復雜系統治理的方法論創新。《解放日報》公眾號“解放|思想”文章《上海“量子城市”不是玩概念》指出，它將實現“四個革命”，也就是“尺度革命、范式革命、敏捷革命、能動革命”。

有分析指出，“量子城市”與傳統城市治理模式相比，至少有六個維度的深層變革。一是認知尺度從“宏觀分區”到“微觀量子化”。傳統模式以平方公里為單位的粗放分區，如商業區、住宅區等，依賴靜態功能分區和人口規模預測配置資源，易導致供需錯配，比如商場過剩而社區養老設施不足等。“空間量子化”，實現治理精度從“平方公里級”躍升至“平方米級”，使資源調配可精準響應微觀需求變化，破解傳統規劃的剛性約束。二是系統范式從“機械復刻”到“虛實糾纏”。傳統模式下，縱有數字城市，也是側重物理空間的靜態三維復刻。而“量子城市”，則是構建實體與數字孿生體的動態糾纏系統，從而將城市從“功能容器”進化為具備感知-推演-決策能力的“智慧生命體”。三是響應機制從“經驗滯后”到“敏捷坍縮”。傳統治理依賴周期性規劃（如五年規劃），響應遲緩。量子治理引入疊加態思維，實現空間功能可變性。譬如社區中心，可根據需求，通過“掌中寶”預約系統實現時空折疊“坍縮”為食堂、自習室或診所。還有AI大模型分析人口行為數據，推演未來場景。比如預判五角場商圈人流峰值，動態調整交通信號和商鋪引流策略。于是，治理重心從“事后處置”轉向“事前預判”，決策周期從“年”壓縮至“分鐘”。四是主體關系從“單向管控”到“能動涌現”。傳統模式是政府主導的剛性管控，市民與企業被動接受規劃；量子模式則承認不確定性中的創造性，治理邏輯從“控制秩序”轉向“激發涌現”，市民從服務對象轉化為協同創造者。五是技術基座從“數據孤島”到“智能通感”。六是制度支撐從“條塊分割”到“法治耦合”。

事實上，上海的實踐，范本意義也極為明顯。2024年12月13日，上海在復興島正式啟動“上海量子城市時空創新基地”，并同步舉行了上海量子城市時空創新重點實驗室的揭幕儀式。“量子城市”的概念正是此時被首次披露。今年5月，量子城市建設首批先導應用場景落地上海曹楊新村。今年7月，上海首批5項量子城市空間智能創新建設核心成果正式發布，包括專項語料庫、智能系統“云宇星空·大模型”、一套城市數字空間底圖、一處三維空間智能單元（靜安區“綠房子”）、“美好生活·掌中寶”（15分鐘社區生活圈場景）。

作為三、四線城市，雖然無需面對超大城市治理的壓力，但治理邏輯與復雜性卻有著類似的問題。譬如數據碎片化，政務、交通、生態數據分散于不同系統，缺乏時空關聯；再有資源剛性約束，如公共設施利用率低卻無法動態調配；還有決策滯后性，依賴事后處置，缺乏空間行為預判能力等。三、四線城市，也無法追逐量子實驗室或萬億參數大模型。但我們依然當學習上海的創新，城市治理從宏大敘事到微元解構，譬如以“間”代“城”的治理粒度；從靜態規劃到動態“坍縮”，譬如空間功能的場景化定制;從數據孤島到虛實糾纏，譬如建立物理-數字反饋回路，最關鍵的是，學習如何承認、接受“不確定性”并將其轉化為確定性治理工具。具體亦有，以“量子城市”概念，實踐空間治理的“微元革命”，比如將社區劃分為“微治理網格”，借鑒上海“房米料”標準建立動態檔案，集成人口、設施、環境數據，比如單一空間的多功能復用。還有試驗數據糾纏的輕量化實踐，無需全域建模，聚焦關鍵場景，構建簡易的數字映射。

我們并不需要復刻上海的龐大體系，但從上海的創新與實踐中，學習汲取其尺度革命、范式革命、敏捷革命、能動革命的思想精髓，我們亦能找到自己的“量子躍遷”之路。時代變革的窗口期，城市能級不決定發展權限，戰略眼光與精準行動才是破局關鍵。（華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