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抄襲，是典型的“懶政表現”，必須當頭棒喝。但我們也要清醒認識到，公文抄襲的背后，也隱藏著基層的無奈，有基層對“形式主義”無聲抗議的影子。如果只把公文抄襲的板子打在執筆者身上，恐怕難以觸及問題的癥結。

有基層干部向媒體描述了“被逼抄襲”的四種情況：一是實際工作成效不彰，但領導要求“寫得精彩”，只能將別處的經驗嫁接而來；二是跟著領導下基層調研，搞形式、走過場，但還要求寫出高質量的調研報告；三是有的上級通知剛剛下發，工作尚未開展，立馬就得報進展；四是有的地方過度重視材料，將抓落實簡單等同于“發文件”，用材料厚度衡量工作力度。很多文件從一開始就是為了應付上級或檢查而寫。

這四種情況，歸根到底就是形式主義在作祟。基層干部時間緊迫、分身乏術，為了完成任務、應付考核，疲于包裝材料、堆砌數據，陷入“以形式主義應對形式主義”的惡性循環。不合理的材料考核要求，助長了抄襲之風。因此，治理公文抄襲這一沉疴，必須深挖根源、精準糾治。

說到底，破除公文抄襲的沉疴，關鍵在于杜絕形式主義，讓公文回歸實事求是、解決問題的本源。中辦、國辦近日印發的《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明確要求，切實精簡文件，嚴控文件數量，嚴格控制臨時性、配套類、分工類發文。同時要求加強日常動態監測，防止以“紅頭”變“白頭”、正式改便箋、多文合一等方式規避發文數量管理。這些要求旨在堅決破除形式主義，大幅減少文山會海，扭轉考核機制中“干得好不如寫得好、報得快”的錯誤傾向，讓干部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實實在在的工作中去。

只有形式主義的“因”被挖出來，甚至被連根拔起，才會少結、乃至根除公文抄襲的“果”。（辛文）